既然“话只捡好听的说”是中国传统的人之常情，那么又为什么会产生被赞美者要“谦虚”的“人之常情”呢？这就是中国传统提倡的处世的“艺术”性。

   古人赞罗敷之美，说是行者下担，少年脱帽，耕者忘犁，锄者忘锄，为睹美人而争吵，以衬托女之娇美。赞美人之美，得说她“沉燕”、“落鱼”、“闭花”、“羞月”，说得她心花怒放；直接说她美，只会落得“流氓”的一句回应了。

   这种两极的“人之常情”的思维模式，正是中西文化刚刚相交时西方人不理解之处。西方人直接，不绕弯子。联系到清末统治层内部的为政过程，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朝廷的“门”已经被迫打开：驻外公使、出国游访者逐渐增多，对于西方国家“强”的实质：制度性地强，已有了认识。但直接说西方制度“美”，等于在说自己国家制度“丑”，这些人，一个个地下台了，这在史料中很多。必须绕弯子地说：器不如人，官僚保守、不知进取不如人，教育不如人（因而废科举），民不如人（民智未开），说得皇权美人般地“心花怒放”——虚骄了。

   自此至后的学者，说清廷为政顽固，也许只说对了一半；传统思维，必须绕弯子地说，这是统治者——作为中国人的人之常情。同样，向西方学习，“苍蝇、蚊子”可以学过来，那是正在秉性而“艺术”性地绕弯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