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务难理”，可以说是整个清末几代人的通病。诸多学者着眼点大多为寻找外在原因，列强、鬼子、弱国无外交、落后挨打之类词汇充塞于学术著作中。然而，这种寻找客观原因、忌讳点什么的论著对中国后代到底有多大的作用，是值得打上大大的问号的。相信每位学者都知道一个简单的哲学原理，即内外因关系原理。一味寻找外因，按文学演绎，按中国传统古老哲学思维，完全成立，甚至可以发扬广大而成为至理国粹。但最终只能进入自欺的迷途，这是没有悬念的。

   “夷务难理”的难点在哪？难在没有成例可循。清末是一个“千年大变局”的时代，西方的坚船利炮只是其庞大的外壳。“局”字的字意解释应为：布局结构，即构成某种形态的骨干与框架。那么，“变局”即中国自古以来不存在的一种社会形态结构，也即西方庞大外壳之内的实质，才是大清国望而生畏的“变局”。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封建皇权国家，分封而建立了以皇权为顶端、向下层层控制的金字塔式的政权结构。在这个“局”中，权力下行，利益上行，每个层次只为上一层负责，最终只为皇帝一人负责。“官大一级压死人”是这个结构中的通行法则。皇权用权力下行换取利益的上行。占人口多数的百姓只能付出利益以换取这个结构底层的生存权。毫无疑问，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只适宜静态而不适宜动态。这造成了“千年不变”的现状。在这个结构中，庸俗的礼仪、道德伴“神授皇权”、皇授官权是其唯一的、实际上是无法无天的统治之纲。这种结构是无法适应外力冲击的，它是难于移动的。甚至完全可以把清末的西方打击，化形为对这个金字塔西洋镜式的弹拨和嘲弄——使它动漫般地晃动几下而已。

   现代西方学者认为，大清天朝国内的统治观形成了对外的“外交”观，“中国人往往认为，他们的对外关系是表现为中国国内的社会和政治诸原则的扩大。因此，中国对外的关系是等级森严和不平等的。”（《剑桥晚清史》）西方列强的打击，实质上是对皇权的这种内外一体的天朝观的颠覆。

   在这样一个“变局”中，中国的士大夫倾向于从传统文化中去寻找答案，这是值得肯定的，事实上他们也找到了答案。《易经》中有“穷则变，变则通”，这里的“穷”，可理解为：道路的尽头和无路可走。显然，清末的半个世纪，中国士大夫们争论的就是这个主题：一种观点认为“变则通”；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传统具有巨大的底蕴，不可能无路可走，“成例”加自强则前途光明。西方的外力冲击，实际激发的只能是这两种内部观点的根本冲突。

   然而，也许凡事有一个煎熬的过程。办理夷务，由于没有成例可循，“为上负责”的心理只能使得各层官员揣摩上级意思。这种揣摩，绝对是一种惊世巨作，以致中国千年为官之道、人际关系的学术作品可谓汗牛充栋的开N次方。这种作品，和平年代尚能获得上级官员至顶端皇帝的玩赏和呵呵称道；战乱年代则绝对是皇帝眼里的狗屁文章。咸丰皇帝为夷务焦头烂额，在罢黜穆彰阿的上谕中就有：“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才伪学，揣摩以逢主意”，把靠揣摩做官者骂得狗血喷头。这种揣摩，完全是不靠谱的，因为清末的皇权，只对内不对外：皇权也是吃软不吃硬的货色。

   清末夷务之害的例子，数不胜数。害了皇帝，害了几代无数的官员，也把这皇朝给害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