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刀枪不入

   义和团初期的“刀枪不入”，一方面是当地民间武术门派的传统，以此鼓动更多的门派加入统一的组织；更重要的是，“刀枪不入”其实已经成为反抗的意志。中国人历来是一个家族式的结构社会，个人的勇敢、集体团结的力量，是中国民间自古的传统。何况，只要诚心诚意，人人可以得到神灵依附式、帝王般的“神授”，这在中国大历史的追求平均主义的中国百姓中，得到了一种重要的心理上的慰藉。真的相信“刀枪不入”，中国人不会这么愚笨吧！那些斥责义和团无知愚蠢的历代文人学者及坊间流传，或只是诋毁；或只是看表象的人云亦云者。这种人是不能真正解读历史的。

   同样，义和团占据涿州之时，慈禧派出的调研人员——军机大臣刚毅、赵舒翘，也不会没看出这种“刀枪不入”的不可信。但两人实际上已不是注重这种“妖术”，而是这种“妖术”所浮于外在的“民气”。史料记载载漪说过：“用其心耳，奚问术？”可利用的是这种“气”，而非“术”。说实在，义和团所表现的“妖术”，他们自己也一定知道在欺骗，他们也在利用那些朝廷命官。这是很明显的。只是在这强大的“气场”下，主剿主抚至此已经不可作为，只能利用了。结果如何，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历史的事实是，由于义和团表现出来的这种“气场”无一致的指向（实际是既反政府又反洋，甚至反对一切反对者），也决定了它的“动乱”性；对于当时的清廷来说，面对着一向恨之入骨、使皇权丧失尊严的洋人，它对义和团的利用性也成了必然的下一步。执政者决定国情，这是中国传统。无奈的时势使清廷“金莲”挪步，而非长远的政治目光，这是一切自私政府的作为。

   史料中赵舒翘在慈禧面前的汇报表演，堪称封建奴才官场的一则经典故事。慈禧反复问赵舒翘：义和团可靠否？赵舒翘不敢加进主观判断，而是用模仿义和团的表演来作回答，问一次，表演一次。实际他在说：你不是“坤纲独断”么，你看了我的表演后自己去断吧！这种为难慈禧的下意识心态，可令历史的后人捧腹大笑而悲哀莫名。

   二，丑恶的利用

   当代学者鹤阑珊在《天朝的狂欢》中这样定义义和团：“是一群并没有丧失人性却都失去了理性的一群人。”北京城自1900年7月下旬开始，时人记载：“闻各路兵及庄王、荣相、董军门、各路统兵大臣，皆设密法收抚团众。有不受抚者，均遣至各处打前敌，少有退缩，迎以大炮，一炮休矣，升天矣，实露半抚半剿之法。……各路均有密令。”也就是说，清廷对于底层“暴民”式的义和团，一开始就是剿抚兼有。

   假如说义和团是不失人性而失理性，那么，统治者则是丧失人性而不失理性。一旦义和团敢于向统治者权威挑战，剿灭便是统治者的本性。只要是相互利用，虚假终会被戳破，相互仇杀便必不可免。这种仇杀和利用，实在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没有是非。并且，这种底层的相互仇杀一定会如报应般地反映到上层。清军大败的消息传至京城，鹤阑珊这样描述仇洋主战的载澜和刚毅的表演：

   载澜跳了起来，死盯着刚毅道：“我等误听你言，说拳民是神兵，到了这个地步，我手中要是有刀，非把你劈了不可！”刚毅正要答话，载澜已经扑了上来，给了他一个大嘴巴，刚毅却不敢看一眼打他的人，扭头就跑。

   相互利用至此露出了两个本来丑恶面目：一是仇杀，二是被第三者坐收渔利。历史在说：防民甚于防外的帝国至理，养就了天朝的内斗。而这种内斗，恰恰又是帝王权谋之一：“制衡术——坐收渔利”的一种报应。义和团之年，坐收渔利的便是八国联军。现在听起来像神话：近二十万的清军和义和团，在内斗中作鸟兽散。侵略军说：我们可以当旅游一样地前进上北京城了。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旅游”，是完全放开人的本性的。一路直至京城，烧杀抢掠奸淫，遭难的是这块国土上无辜的平民。

    三，压迫链

   1899年3月4日，清政府在列强的压力下，拟定了《地方官接待教士章程》，正式规定：“总主教或主教其品位既与督抚同……即督抚司道府厅州县各官亦按照品秩以礼相答。”一方面，传教士在地位、权威上挑战了地方官，另一方面，传教士没有配备与地方官相应的军权。这成了地方官挑动群众挑衅传教士的最佳软肋。而当民教冲突时，地方官又以裁判的身份，找到了权威。至于对双方施板子的点数，全凭地方官个人的好恶和朝廷的旨意。但地方官的权威又得不到传教士的认可，于是上告传教士当局。费正清这样透彻地说：“传教士和中国地方绅士是天然的敌人，就像狗和猫一样。……两者都是宇宙学说的导师。他们势不两立是不可避免的。”列强的武力强迫，恰恰成了中国统治者刺激中国百姓抵抗外教的因素。中国统治者的屈辱，似乎在民间找到了善良的同情心。这样形成了一种循环：列强——清政府——民众——传教士。没有武力的传教士似乎成了大清国一致的发泄对象和牺牲品。这种恶性循环几乎成了19世纪后半叶中外关系的写真图。而最终受害的，只能是这个链条上的末两者。

   在义和团兴起和鼎盛的一段时间里，淮河以北地区，尤其是毓贤任巡抚的山西省，屠杀教民和传教士的行为，在史料中是有稽可查的。这也成为了义和团失败、慈禧西逃西安后，列强要求惩办祸首的重要原因之一。后两者的受害，加剧了前两者的勾结和冲突。一旦勾结和冲突发生错位，协调不当，冲突成了必然。这种现象存在于一切矛盾统一体中。在一个统一体中，当矛盾达到一定程度，骚乱便是其唯一的发泄渠道。这也是19世纪末年义和团迅速兴起和消亡的必然。

   四，政权分化

   御前女官德龄公主《御苑兰馨记》中这样记载利用义和团的祸首载漪：“他从不关心他同级人士的一切，他喜欢与这班拳民称兄道弟。”清廷官僚阶层在与西方列强及日本的战争中一败再败，实际上已使官僚体内部产生了心理上的分化。假如说，咸丰朝已经出现了对满人统治阶层的怀疑，即如肃顺说的：满人大多是混蛋；那么，至甲午战败后，则对满汉联合的统治阶层发生了怀疑，致使不少王公贵族、地方官吏把兴趣点放到了统治集团以外、民间冒出来的“强人”之中，就当时来说，就是敢于帮助统治集团公开敌视洋人的“抚清灭洋”的义和团。因为这种敌视，在统治集团内部，是没有一个人敢于挑明的，尽管他们私底下对洋人恨得咬牙切齿。或可说，满人政权的分化，滋生了汉人地方政权的崛起；满汉统治政权的分化，则是这个政权崩溃的前兆。这是不以强权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必然历史走势。

   引用《剑桥晚清史》一句话结束评述：义和团“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情绪和怒火的非理性的爆发，本身具有爱国主义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