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的一篇“中国人的劣根性”，一语道破中国人的诸多不良积习。其实，这种恶习是由千年帝王“牧人”而致的奴才性而来的。

   众所周知，制衡术是帝王牧人的权术之一。几方牵制，不让坐大，帝王则永远是胜负的终极裁决者。这和殖民主义者退出殖民地时分土裂国、埋下冲突祸根实在是一出戏法。

   在整个清末的半个世纪，无论是对外战争，还是对内镇压，因战败而自杀者何其多哉。相信这些战败者的极端自裁，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愤恨羞耻，但更多的有两个原因：一，战败被皇帝处死；二，被同僚的吐沫淹死。诸多史料证明这一点。无论历史书本上的“好人”或“坏人”，如开始的林则徐、琦善到后来的曾国藩、李鸿章等，每每干事者，无不遭到同僚群臣的攻讦。好像惟攻讦者才是唯一的能人。但等到这个“能人”出场，却只会成了另一个被攻讦者。

   以曾国藩一人和诸多人结怨为例。早期，曾国藩与李元度（1821——1887）结下公案；后期，曾国藩和左宗棠结下公案。

   李元度在与太平军战斗时镇守徽州。失守弃城而遭到曾国藩上疏朝廷奏折中的斥责：“请旨将李元度革职拿问，以示惩儆。”

   曾国藩之弟曾国荃攻下南京后，由于上奏朝廷的报功喜报中过于夸大，引起了左宗棠的不满。上奏朝廷的官司仗一直打到曾国藩病逝。或者由于曾国藩的早逝，或者由于曾和李、左早年的情谊及曾国藩卓著的功勋，李和左都道出了歉意。李元度在悼诗中说他与曾“一例是春风”；左宗棠也在挽联中表达了对曾国藩大度的钦佩。

   曾国藩最后经手的案子是众所周知的“天津教案”，却落得了群臣的诋毁。曾国藩自叹：一世英名，毁于一案。

   以平正的心态看待这些历史公案，各人自有各人的道理，何必非要致人于死地呢？群臣相互的攻讦，谁获利最大？有道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群僚的争斗，唯皇权得利。

   笔者有时在想，为什么在整个清末阶段，各列强会站在同一立场上，对愚蠢无能落后腐败的清廷如此欺侮而无一国真正施于援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应该是人类的本性之一吧。仔细想想，原因在于，在大清帝国面前，各国的利益是一致的。利益的一致性促使他们只能保持态度的一致性。那么，在皇权面前，中国的群臣同僚的利益也应该是一致的。攻击别人的利益，到头来只会攻击到自己的利益。损人最后损己，这是柏杨所说的中国人的劣根性。

   西方人有句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因为在说话权上，每个人处于相同的地位。捍卫他人的权利，就是捍卫自己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