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开政治、是非的术语,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后,首先接触西方列国外商的,应是世代以捕鱼、经商为生的广东居民。以赢利为商人的本性促使这里良莠不齐,依附强者的奴才本性也使这里出现了部分奸商和汉奸。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点“亚罗号事件”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这艘船应该说是纯粹为沿海清国商人和海盗组成的走私船,悬挂的是英国国旗,挂名为英商持有,并具有英国证件。这些第一批贴身接触清、英两国的精明底层商人,完全看清了两国的实际军事力量。从单纯人的角度来看,他们只能算是完全独立的地球人,没有得到清朝的恩荫,依附强者的本性、对利益的贪婪性决定了他们只会投靠英商。而清国的沿海辑私官员并不如此,他们得到了清廷的恩荫,并且捉拿走私船是他们的职责。于是,1856年10月的一天,清军辑私船拿获了这艘走私船。清兵走上船,搜查并逮捕了这些奸商和海盗,临下船时做了一件相当实际的事情,就是把完全假冒的英国旗子扯了下来,因为他们实质根本不是外商!
清兵做了一件政治事情。
名誉上持有这艘船的英商,在利益性上和这些清国奸商是一致的,他们只讲利益。在一致的利益目光中达成共识,并也上升为政治:清兵侮辱了英国旗子。
于是民事案件上升为政治案件,国内案件上升为涉外案件。谈判、纠缠,英国官员要求广州地方政府、两广总督叶名琛赔礼道歉。叶名琛讲究实际,这艘船明明是清国船,道他妈的歉。本来囿于商业利益得不到充分满足的英国政府于是发动战争。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也许,只要是人,都具有趋利性,就像昆虫的趋光性(中国帝王文化历来否认这一人性)。19世纪中叶,列强的利益之爪已经伸进了长江流域。由于清政府的屈辱条约,外商在内地的经商只要在出发地交了一定的税额,便可通行无阻。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局面:长江流域的内地商人,为了免交水道中清兵层层关卡的过境费,挂靠上了外国的商船。如果关卡上的清兵有什么疑惑,走下船仔细检查,只需外国人斥骂几句,便顺利过关。汉口至宜昌的一艘内地商船上曾发生这样一件事。一位生病逗留在汉口的外国水手,身体恢复后搭上了一艘内地商船,船主灵机一动,让这位外国水手假扮成船主,而自己则扮成随从,于是一路关卡免费通过(史料来自《帝国的回忆》郑曦原编)。
于是局部现象扩大而成普遍现象。1862年成立的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其实便是这种由中国买办投靠美国企业用于自保的营利企业。历来收保护费的行当是只赚不赔的。1867年至1872年,美国旗昌洋行属下的这个轮船公司垄断了长江航运。美国旗昌轮船公司于1877年由李鸿章设于上海的轮船招商局以高价收购,想必美国这个空头洋行公司获得了一大笔横财。李鸿章收购旗昌轮船公司时是否也嘀咕:他妈的什么美国公司?清廷从河道上盘剥不到商船,便从“官督商办”性质的行政上实施盘剥。收购之初,船主的反对之声甚嚣尘上。
美国旗昌洋行于1891年正式停业。上海轮船招商局于1909年改组归属邮传部。
其实,脱离了人的本性,一切会走向是非纠缠的假象。关键是所有人的人性都要受抑制,而不仅仅是下层商人。
值得一提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甲午海战之前运送清兵、名为英国的、实际为清军服务的高升号悬挂了英国国旗。清廷在近半个世纪的转变过程中,向国内民间学会了此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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