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开政治、是非的术语，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后，首先接触西方列国外商的，应是世代以捕鱼、经商为生的广东居民。以赢利为商人的本性促使这里良莠不齐，依附强者的奴才本性也使这里出现了部分奸商和汉奸。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点“亚罗号事件”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这艘船应该说是纯粹为沿海清国商人和海盗组成的走私船，悬挂的是英国国旗，挂名为英商持有，并具有英国证件。这些第一批贴身接触清、英两国的精明底层商人，完全看清了两国的实际军事力量。从单纯人的角度来看，他们只能算是完全独立的地球人，没有得到清朝的恩荫，依附强者的本性、对利益的贪婪性决定了他们只会投靠英商。而清国的沿海辑私官员并不如此，他们得到了清廷的恩荫，并且捉拿走私船是他们的职责。于是，1856年10月的一天，清军辑私船拿获了这艘走私船。清兵走上船，搜查并逮捕了这些奸商和海盗，临下船时做了一件相当实际的事情，就是把完全假冒的英国旗子扯了下来，因为他们实质根本不是外商！

   清兵做了一件政治事情。

   名誉上持有这艘船的英商，在利益性上和这些清国奸商是一致的，他们只讲利益。在一致的利益目光中达成共识，并也上升为政治：清兵侮辱了英国旗子。

   于是民事案件上升为政治案件，国内案件上升为涉外案件。谈判、纠缠，英国官员要求广州地方政府、两广总督叶名琛赔礼道歉。叶名琛讲究实际，这艘船明明是清国船，道他妈的歉。本来囿于商业利益得不到充分满足的英国政府于是发动战争。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也许，只要是人，都具有趋利性，就像昆虫的趋光性（中国帝王文化历来否认这一人性）。19世纪中叶，列强的利益之爪已经伸进了长江流域。由于清政府的屈辱条约，外商在内地的经商只要在出发地交了一定的税额，便可通行无阻。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局面：长江流域的内地商人，为了免交水道中清兵层层关卡的过境费，挂靠上了外国的商船。如果关卡上的清兵有什么疑惑，走下船仔细检查，只需外国人斥骂几句，便顺利过关。汉口至宜昌的一艘内地商船上曾发生这样一件事。一位生病逗留在汉口的外国水手，身体恢复后搭上了一艘内地商船，船主灵机一动，让这位外国水手假扮成船主，而自己则扮成随从，于是一路关卡免费通过（史料来自《帝国的回忆》郑曦原编）。

   于是局部现象扩大而成普遍现象。1862年成立的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其实便是这种由中国买办投靠美国企业用于自保的营利企业。历来收保护费的行当是只赚不赔的。1867年至1872年，美国旗昌洋行属下的这个轮船公司垄断了长江航运。美国旗昌轮船公司于1877年由李鸿章设于上海的轮船招商局以高价收购，想必美国这个空头洋行公司获得了一大笔横财。李鸿章收购旗昌轮船公司时是否也嘀咕：他妈的什么美国公司？清廷从河道上盘剥不到商船，便从“官督商办”性质的行政上实施盘剥。收购之初，船主的反对之声甚嚣尘上。

   美国旗昌洋行于1891年正式停业。上海轮船招商局于1909年改组归属邮传部。

   其实，脱离了人的本性，一切会走向是非纠缠的假象。关键是所有人的人性都要受抑制，而不仅仅是下层商人。

   值得一提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甲午海战之前运送清兵、名为英国的、实际为清军服务的高升号悬挂了英国国旗。清廷在近半个世纪的转变过程中，向国内民间学会了此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