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秀才李慈铭靠捐官，由在京做官的同乡进士推荐，于1859年北上进京候佳音。途经黄河附近，在日记《越缦堂日记》中写：“极望黄沙土舍，回忆乡居，如在天上。”有言道：境随情迁。确有道理。做官心切的李慈铭，心情一定无比舒畅，看着“黄沙土舍”，竟有“如在天上”的感觉，亏他想得出来！

   及至进京，才知道同乡进士用了他的部分捐银，为胞弟捐了个外官。同乡进士愧疚，便引他认识翁同和、潘祖荫等，还为他吹捧文章才气，后推荐他到大学生周祖培府做了个幕僚。住所暂时安定，但记恨同乡进士两兄弟之心生矣，并记恨了一辈子。此时咸丰帝病死，朝政发生动荡，李慈铭作为留京派周祖培的幕客，为两宫太后慈安慈禧女主当政作了投机性的贡献。后来李慈铭由家乡汇款再捐三百银两，在1863年当了个部郎：户部学习行走。接下来的两年小京官生活，交鸿儒，喝花酒，品茗茶，俗人也会觉得自己雅到骨头里。官僚们在宴游中期冀赢得利益最大化，但李慈铭却债台高筑。一个同乡出钱帮助他还清债务，又留足回乡路费，1865年，李慈铭决定出京回浙。他在笔记中回忆在京生活：“泥店灯昏，掩襟独坐，回忆都下酒边婉娈，倚肩曼声，顿有天上人间之感。”有声色的天上人间是官迷李慈铭一生的虚慕。

   同治九年（1870年），李慈铭浙江乡试中举，入京销假，重新做起了京中闲官。1876年，郭嵩焘以马嘉理事件谢罪者身份出访欧洲。按清廷命令将沿途所见记录笔记寄回总理衙门，题为《使西纪程》。一时满朝群议汹汹。李慈铭在日记中开骂：“……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肝肺，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连刻书发行者都骂了。

   在京挂名闲官的收入很小，主要靠捐银红利和兼职。李慈铭曾接受李鸿章邀请去北海讲学，获得一笔丰厚馈赠。清末官场，凡捐官之人，都需一在京同乡官员的举荐。捐银按月结算，分发给本省的京官，成为一般京官的收入。捐官排队者越多，京官收入越丰，得以补选的机会却越少。于是形成这样一个可笑的场面：京城豢养着一批类似李慈铭一样、一边拿钱一边骂娘的小京官。

   李慈铭终生爱好戏曲冶游，为之一掷千金，但是待亲待友，却是吝啬得要命。他这样写：“余虽穷，酒食声色之费亦不下百金，通计出门七年，寄弟者不过十金耳。”此类京官，乡亲也为之羞煞。

   光绪七年（1881年），李慈铭终于会试及第，得中进士。此年他52岁。从秀才到进士，他走了30年。为此，李慈铭刻了一方闲章自娱：“道光庚戌秀才，咸丰庚申明经（捐官），同治庚午举人，光绪庚辰进士。”四朝逢庚，不知道是自夸还是自叹。

   1894年甲午战败，满朝以李鸿章为众矢之的。唯独李慈铭默无一言。间或他老糊涂？间或他当年小京官穷途时受过李鸿章接济？按李慈铭的脾性，应为后者。但不久，他确实病死了。

   后来的同乡周树人（鲁迅）说：看了李慈铭的日记，“总觉得他每次要留给我一些很不舒服的东西”，“从中看不出李慈铭的心，却时时看到一些做作”。台湾作家高阳说，他最看不起李慈铭的是，有人送钱给他用，明知钱不清白，也说是“廉俸”，要是不给他送钱，凡致富者都被他视为非法所得。“制度性腐败”催生了他这种畸形心态。

   从李慈铭一生的轨迹来看，他好像生活在前代任何的传统世界里。这个世界里有书、酒、名士声色，仅有的一点时代气息，却被他的笔触咒上了传统的紧箍。事实上，这个时代还有个叫“洋务”，但洋务只关国体，或说国家面子、朝廷面子，与国家的实质无关。正因为如此，这个时代只引领两种畸形思潮：汹汹者大谈强国，由于只追求物质，到头来一场空，成了虚幻的物质；消极者沉迷于传统的享乐文化，成了李慈铭式的腐朽人。而真正的强国家强体制者，只能老死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