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惨败以后，求强变法成了朝野上下的同一终极目标。但治政者与实行者站的角度不同，便理应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这种涉及深层次、伤筋动骨的变法改革，首当其冲触及的是中高层官僚的利益。他们既是变法改革的对象，又是变法改革从上到下的传导者。这种双重身份促使他们的传导过程成了过滤的过程，对己不利的“一味塞责”（光绪斥刘坤一等的上谕中语），对下不利的则别具居心地加重力度，使得本来光绪性急的变法措施更加轻重失措。历史上重大的政治改革的差错大都出在这里。这引起了社会普遍的不信任因而缺少了基层的支撑，成了沙漠里造楼房。没有基层支持的改革焉能成功。

   维新期间，处于社会末层的一般老百姓并不了解维新派主张的实质。相反，维新政策有些恰恰从层面上损害了百姓的实际利益。如整顿街道，损害了商贩；改寺庙为学堂，损害了僧尼；在湖南把保甲局改为保卫局，其职能是打压民间打教闹教风潮，这一点在百姓眼里他们成了洋鬼子的保镖。这就不难理解，在一些稍知维新变法的下层士绅眼里，康党成了“白脸”。对这些社会基层的抵触，康党也只会表面看问题，认为百姓是“燕雀”，而自己是“鲲鹏”，把他们说成“愚民”。与此对应，官僚和百姓把康党说成“奸臣”、“二毛子”。这构成了社会愚昧状态下的一幅百丑图：双方责骂对方的话，其实只是骂己而已。在此基础上，维新的对立派只要稍动谣唇，“康有为进红丸弑杀皇上”，百姓便深信不疑了。

   变法失败后，张荫恒被逮捕押解途中路过直隶省城保定，“两市观者万数，咸呼：看大奸臣”。山东的一位小典史（不入流的佐杂官），居然十分自信地说：“我们中国的铁桶江山，叫他们闹坏了。”问及康何许人时，此典史斩钉截铁回答：谋篡位也。

   在中国，变法维新历来因反传统而讨人嫌。清末的康党没能走出这个误区。我们不得不承认，变法者与民众的隔膜和误解，不只是他们自己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