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被剿灭以后，森王侯玉山逃亡到英占香港。时任广东巡抚郭嵩焘注意研究国际公法，凭条例与香港当局交涉，终使得对方遣返侯玉山。当时两广总督瑞麟吃了郭嵩焘的现成饭，便以上级身份写折给朝廷，意谓：派兵到香港捉回贼王。郭嵩焘劝阻：这样会导致外交纠纷。但瑞麟不顾劝谏，反斥郭书呆子做官。慈禧看了瑞麟的折子，作女阿斗笑；但文书内容传到英国公使，果然引起多次抗议。

   对此，评史者不要为了攻击瑞麟而把其人述得愚蠢至极。这其实是对当时的效应式的官僚思维的不负责任，单骂一人，只是一种“替罪羊”而已。可以想象瑞麟只是典型的传统观念。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大清官员，尽管鸦片战争失败了，但仍有“放你一码”的思维，仍没褪尽藐视四夷的胸怀。而且，把强硬的词汇写入公文，也符合自己上级、清廷最高当局漠视一切的思路。其它一切都是次要的，仅这点是最重要的。也难怪注重实际的郭嵩焘劝谏无用了。

   要措辞不要实质的例子很多。同治初年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可视为帝王脸面，脱不了“天朝上国”总理各国的气魄；李鸿章在上海设立的“广方言馆”，把外国语视为方言，此乃大帝所为也。且毋论当事人，即使是后人，对某事的评论，也会增加点“面子”说辞。例如史料标题为中法“马尾海战”，从战斗场面来说，纯属马尾挨打，和甲午海战不可同论。

   如果这种措辞气魄能带来英勇的、可歌可泣的结果，或许可以给后人带来民族的自豪感和原动力。国势的走向却是物非人也非。同样是郭嵩焘笔下的另一位总督瑞澄，见到洋人倒地便拜，以总督之尊在洋人面前执属下之礼。郭嵩焘郁闷气得差点昏倒了。假如说瑞麟行为只是一个代表，那么此时瑞澄的行为也只是一种代表，代表专制制度下朝野的奴性。因为“奴性”这个词，不表达主子是谁，而只表达此人的习性而已。而且需要进一步指出的：倡导奴性者，自己必有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