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皇帝以后,梁启超曾于1917年短期任段执政的财政总长。自那以后,梁彻底离开政坛。他回忆说:“因为我从前始终脱不掉‘贤人政治’的旧观念,始终想凭借一种固有的旧势力来改良这国家,所以和那些不该共事或不愿共事的人,也共过几回事。”
中国的贤人,由于受到封建框架网络的种种掣肘,无不得到“立上等愿,收下等功;择高处立,向低处行”的文人弱士的结局。
建朝立业的帝王将相为使自己的官爵披上一件“神授”的铁衣衫,宣扬能人治国,贤人政治是他们欺骗百姓的伎俩之一。这引得历史上多少能人志士苦读功名,以一展自己的才能。然而到最终,有多少能人失望隐居,有多少志士落魄潦倒。鸦片战争中的叶名琛,中法战争中的张佩纶,天津教案中的曾国藩,甲午战争后的李鸿章,无不是贤人政治的牺牲品。而这些牺牲品,虽然或被皇权抛弃,或被国人唾骂,还死抱着帝王的脚丫。那位在皇恩中发配的林则徐违心高歌:“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戌卒宜。”有一首现代诗是描写怨女对无情郎的痴情,用来比作君臣,却也非常贴切。
马蹄踏倒鲜花,鲜花,依然抱着马蹄狂吻,就像我被抛弃,却始终爱着抛弃我的人。
其实,当统治者在宣传“贤人政治”的时候,他含在口里未吐出的“贤人”是谁?只是他自己罢了。所谓一山不容二虎,他会允许另一个贤人与他分享权力领地?进一步透析:只要存在一山不容二虎现象,“贤人”现象在这种“山”里,只是画饼而已。贤人只是唐太宗之语:“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而已。拎不清的“贤人”,雄心勃勃,欲有作为;拎得清的“贤人”,退而求其次,用自己的“贤”,来衬托帝王的更“贤”。贤人政治不敢越帝王雷池一步,只能停留在比较浅显的“器”层面。梁启超评李鸿章:“未尝有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也只能如他自己所说:“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贤人的作为,只能是“权倾一时,谤满天下”。
贤人们再“横”,在皇权面前,绝对是一只绵羊。这是千年愚忠的硕大成果。难怪袁世凯在退隐恒上村时便把清廷比作一棵大树,要左右摇才能推倒,但一旦恢复旧职得到高位,他也得挤着眼泪,对着隆裕太后和全国人民,表示他也没法啊。因为他知道尽管清朝气数已尽,但国民对皇权的“忠”还在,一旦被辨出别的什么味,他的人事基础就不稳,手下人也会认为他“贤人权谋”不行。
这便是最令帝王肯定的那时代的贤人政治的历史功绩。
中国的贤人志士治国无望,又不忍看乱国之道。无不寄情山水,作仰天长啸状。他们死后,徒承师钵,让无情的山水,化为他们寄托自己的有情的壮烈。变法志士谭嗣同被杀后,乡人偷偷把尸体运回故乡湖南浏阳。墓前刻有一联:
恒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
一峦挺秀,群山奔趋若波涛。
豪气固然豪气,夫复何用?当时的文人叹出一联:
复生,不复生也;(谭嗣同字复生)
有为,安有为哉?
这是封建皇朝时代对中国贤人们的终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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