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皇帝以后，梁启超曾于1917年短期任段执政的财政总长。自那以后，梁彻底离开政坛。他回忆说：“因为我从前始终脱不掉‘贤人政治’的旧观念，始终想凭借一种固有的旧势力来改良这国家，所以和那些不该共事或不愿共事的人，也共过几回事。”

   中国的贤人，由于受到封建框架网络的种种掣肘，无不得到“立上等愿，收下等功；择高处立，向低处行”的文人弱士的结局。

   建朝立业的帝王将相为使自己的官爵披上一件“神授”的铁衣衫，宣扬能人治国，贤人政治是他们欺骗百姓的伎俩之一。这引得历史上多少能人志士苦读功名，以一展自己的才能。然而到最终，有多少能人失望隐居，有多少志士落魄潦倒。鸦片战争中的叶名琛，中法战争中的张佩纶，天津教案中的曾国藩，甲午战争后的李鸿章，无不是贤人政治的牺牲品。而这些牺牲品，虽然或被皇权抛弃，或被国人唾骂，还死抱着帝王的脚丫。那位在皇恩中发配的林则徐违心高歌：“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戌卒宜。”有一首现代诗是描写怨女对无情郎的痴情，用来比作君臣，却也非常贴切。

   马蹄踏倒鲜花，鲜花，依然抱着马蹄狂吻，就像我被抛弃，却始终爱着抛弃我的人。

   其实，当统治者在宣传“贤人政治”的时候，他含在口里未吐出的“贤人”是谁？只是他自己罢了。所谓一山不容二虎，他会允许另一个贤人与他分享权力领地？进一步透析：只要存在一山不容二虎现象，“贤人”现象在这种“山”里，只是画饼而已。贤人只是唐太宗之语：“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而已。拎不清的“贤人”，雄心勃勃，欲有作为；拎得清的“贤人”，退而求其次，用自己的“贤”，来衬托帝王的更“贤”。贤人政治不敢越帝王雷池一步，只能停留在比较浅显的“器”层面。梁启超评李鸿章：“未尝有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也只能如他自己所说：“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贤人的作为，只能是“权倾一时，谤满天下”。

   贤人们再“横”，在皇权面前，绝对是一只绵羊。这是千年愚忠的硕大成果。难怪袁世凯在退隐恒上村时便把清廷比作一棵大树，要左右摇才能推倒，但一旦恢复旧职得到高位，他也得挤着眼泪，对着隆裕太后和全国人民，表示他也没法啊。因为他知道尽管清朝气数已尽，但国民对皇权的“忠”还在，一旦被辨出别的什么味，他的人事基础就不稳，手下人也会认为他“贤人权谋”不行。

   这便是最令帝王肯定的那时代的贤人政治的历史功绩。

   中国的贤人志士治国无望，又不忍看乱国之道。无不寄情山水，作仰天长啸状。他们死后，徒承师钵，让无情的山水，化为他们寄托自己的有情的壮烈。变法志士谭嗣同被杀后，乡人偷偷把尸体运回故乡湖南浏阳。墓前刻有一联：

               恒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

               一峦挺秀，群山奔趋若波涛。

  豪气固然豪气，夫复何用？当时的文人叹出一联：

               复生，不复生也；（谭嗣同字复生）

               有为，安有为哉？

   这是封建皇朝时代对中国贤人们的终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