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尊贤”是历代皇帝的用人准则。由于历史上多次发生藩王割据危及皇权的教训，在历史的演变中，皇帝逐渐形成了把皇兄皇弟供养起来赶出权力中心这样一个用人机制。除非发生外国因素的动荡，如外族入侵，才又回复到“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的局面。

   咸丰临终前的“赞襄八大臣”，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载垣，端华，景寿，肃顺，是皇室远亲，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是军机大臣，他们是咸丰眼里的“贤者”，是对皇权构不成危险的人物。但是，说句实在话，由于这种用人机制渗透有皇帝的私心，所以在朝臣和黎民百姓的认可上，又会发生游移性，到底是“尊贤”还是“亲兄弟”，没有一定的准则。这就成了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人这样明确地断言：政治是无是非的，政治的背后就是利益。政府权力只有前瞻性，没有回顾性——你有了权力带给百姓的是什么；而不是之所以你有权力，是因为你的英明，伟大，因而推断出你是“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历史的演变也证明了这一真理。有多少人在他获得权力之前是一种人，获得权力后又变成了另一种人。换句话说，若以政府权力为评判是非的唯一准则，本身是悖理的。因为任何一个朝代，都是以造反获得权力--这权力已属非法。因而，给人民是否带来幸福才是衡量是非的唯一准则。

   从“权力的前瞻性”来考量中国的朝代更替，历朝的统治皇朝都是一种自我否定的过程。在夺权之初，它的权力机制与当朝来比，确具有先进性。但当它获得政权后，却由于它的旧瓶装新酒的执政机制的作用，完成了一个自我否定、自我打倒的过程。中国的封建皇朝就这样可悲的演变着。

   注：政变前夕，了解内情的时人就为当时的局势定性：一国三公——后党，亲党，贤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