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于1918年底，以“欧洲考察团”名义出国游历。时值欧战刚结束。面对大伤元气的欧洲，梁启超觉得西方的物质文明“不唯没有得到幸福，倒反带来了许多灾难”，“科学万能”的梦幻破灭了，孔孟之学在他心中开始慢慢复活。

   十九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由于西方文明而倒塌了自己的文化信仰，而结果大多由于西方文明的“残酷性”而回归自己的文化。梁启超只是他们的代表之一。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治”一部分自然有其合理性（不过被统治者歪曲成“治人”，即“牧人”政策），否则这种文化不会自春秋战国创立以来沿袭二千年。而且，据史料记载，中世纪的欧洲曾有学者提出学习中国的治国之法。然而，当一个国家强盛时，用学说来巩固这种强盛是合理的，当一个国家落后时，仍用这种二千年后已被证明是索缚人民、强化皇权的学说来应用这个国家，那么这种应用就不是巩固而是固步自封了。从这个层面来说，清末的文人学者突然打开国门，看到西方文明，就像黑屋里的人突然看见光亮一样（梁启超有文这么比喻），先惊仰，后惊吓，一头退进黑屋。无论这种现象具有多少合理性，但它确是文化内涵下的一种思想观念的倒退。

   既然看见光明，就不要再找黑暗的合理性。而应该寻找光明、适应光明，并寻找光明的合理性。因为人类是生活在光明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