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的《再说戊戌变法》中有这么一句，“对政治的直接与间接的参予才是士的根本欲望所在。”此语一言道破古往今来“学者”的本来面目。文人老祖宗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他们著书立说是为了自己的政治观点。以其为降，历代文人学者大都在抒发自己的政治观点，只有在心志不遂的时候，才避世隐居。他们把写的书顺手一丢，历代强势者随地捡阅，对自己有利的则大加褒扬，无利的则愤而焚之。从这个点面上看，国人的参政意识，从猿人发展到智人开始时就有了，然而为历代的帝王压抑禁锢。亚里斯多德甚至说过：每个人都是政治家。清末各个强势者，包括李鸿章、康有为、袁世凯、孙中山等都说：恐怕国人“民智”未开。他们不是在打老祖宗的耳光么！

   甲午战败以后，严复上书光绪：“近岁以来，薄海嗷嗷，扼腕叩胸，知与不知，莫不争言变法……”。有文化而了解时事的人和无文化而道听途说的人争说变法。“薄海嗷嗷”，严复指的就是他接触到的底层普通者的态度。别看他们是草民百姓，很多是大字不识几个，但不见得没有见识。梁启超有文中提到：“陆象山曰，我虽不识一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人的第一要素便是尊严。识文断字决不是衡量一个人有无见识的标志。这是常识吧。常言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就是知识和见识的关系。古人平民大都步行，官员大都以轿代步。见识多而无知识（文化），知识多而无见识。这也许是封建社会衰败的原因之一吧。

   清末京城的酒肆茶坊，门上墙上都贴着“莫谈国事”。强势者不是恐怕民智未开，而是害怕民智开，这才有碍他们的统治。为民着想是假，为了自己的统治才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