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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贫富差距，治理模式应跟上社会观念

叶竹盛

刊于南方都市报7月12日，刊出题为：缩小贫富差距，治理模式因时而变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9年公布的报告中，香港被列为贫富差距最大发达经济体。但是与此同时，在其他各种国际排行榜中，香港的经济自由程度位居前茅，法治程度也在前列，人类发展指数同样处于领先位置。这些矛盾的指标提醒我们，不能以单一指标否定香港在良好治理上取得的成就。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日渐高企的贫富差距也可能会给香港的持续发展带来诸多变数，所以应仔细思考这一现象的原因及应对办法。

上周末，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就表示，“香港最大的‘深层次矛盾’就是贫富分化问题。”他说，“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会对社会产生很多的负面影响，包括会影响到政府管治”（南方都市报7月11日报道）。今年香港社会的种种声音和行动表明，这种负面影响的确正在显现出来。

例如前不久出现的“紫荆侠”就揭露了潜藏在香港社会最底层的“笼屋族”所过的凄惨生活。去年立法会讨论高铁建设时出现的抗议是另外一个例子。当时抗议声音大多来自基层，因为他们认为高铁并不会给基层带来直接利益。此外，港珠澳大桥因为环评被喊停的事件，其深层的原因恐怕也与此相关。而更严重的后果是，香港社会原本崇尚个人奋斗、艰苦打拼的气息正在悄悄改变。更多人不再把富商的成功故事当做励志模板，转而攻击经济上的不平等是他们通往成功之路的障碍。

梁正英对贫富差距可能给香港造成问题的疑虑，和传统经济学认为基尼指数超过一定程度，就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的观点是相符的。上述所列事实似乎也表明了这一观点的正确性。然而，就像很多经济学者批评的那样，一个简单的基尼指数背后，其实还掩藏着诸多其他因素，例如财富拥有量、实际收入水平等等指标。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才能判断一个社会的贫富差距是否会制造出巨大混乱。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人们的经济平等观念。香港在发展早期，贫富差距不仅不是社会问题，还为香港在整体上营造出了一个自由拼搏精神的氛围。当时更流行的观念是“一份辛勤一份收入”的朴素致富观。因此高收入者往往被认为是成功人士，是个人劳动的正当收益，不仅不应批判，还应加以学习。

但是随着市场竞争的充分化，留给后来者的经济空间越来越小，创业神话也越来越稀有的时候，人们的经济平等观念自然就发生变化了。例如西方批判理论家指出的那样，成功不再仅仅取决于个人奋斗，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被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因素所左右。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成功者往往也是社会规则的制定者，而他们所制定的规则，也往往更有利于已获成功的群体。这样就不难理解，香港的各种抗议活动中，抗议的目标并不仅仅指向显露出来的现象，还指向背后的政策内容和决策制度。

因此，要缓解巨大的贫富差距给香港带来的负面影响，根本上也许在于如何改变香港的治理模式，使之更符合这种变更了市民观念。实际上，纵观全球，这个挑战在不同政体中普遍存在。只是有些地方因为优厚的自然环境、合理的制度安排、独特的文化传统等原因，而无须面对过大的压力，更不用承受秩序崩溃的危险。

而对于香港，尽管贫富差距的负面影响正在加剧，但我们还是必须承认，香港是一个良好治理的地方，有稳定的社会秩序，健康的经济表现。深挖一层，这与香港对二次分配的良好处理有关。尽管在基尼指数上表现不佳，但和其他因为贫富差距而造成社会动荡的社会不同，香港通过二次分配，保障了市民在居住、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基本需求。而这些基本需求的满足，就直接推高了香港在人类发展指数上的良好表现。

人类发展指数越高的地方，意味着人们实现自我发展的机会越大，也就意味着更有可能获得与他人同等的发展机会。因此，香港虽然确实有不少经济上的贫困者，但却不一定等于说永久丧失了发展机会，而可能只是因为香港狭小的经济空间，以及不平衡的经济布局等宏观经济形势而造成一时的落伍。这一点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香港一方面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发达经济体，另一方面却也是世界上秩序最稳定、社会治安最好的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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