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她捎话说她不来了。星期一，她又说要来。星期二，我径自飞到波兰华沙听肖邦和他的欧洲音乐节。玛尔塔·阿格里奇的经纪人正在宾馆大堂里打电话，试图确认她是否登了机。虽然就算她人到了也未必会演出，但起码事情在朝正确的方向前进。

接着，她用莫扎特钢琴协奏曲换掉了原定的普罗科菲耶夫钢琴协奏曲，然后她要求只演音乐会的上半场，下半场取消。排练时有人听见她说自己已经两个月没有碰过钢琴了。没人知道这话是真是假，也没人能保证她走上舞台后会不会真的坐下来演奏。

最后，她在卢托斯拉夫斯基的《乐队协奏曲》演毕之后上了台，弹了贝多芬《第一钢琴协奏曲》（也是最具莫扎特风格的一首钢协）。她指尖的清纯透亮和鲜活生动没有一位在世钢琴家能及，每一个音符的音响都与众不同，她的速度快到足以击溃任何已有的录音。爱乐大厅里的听众从头到尾都不敢喘大气。她在整个乐队奏出最后一个和弦前整整一秒钟就离开琴凳站起身，仿佛等不及要走似的。

世上只有一个玛尔塔·阿格里奇。

为什么是玛尔塔？为什么我要穿越整个大陆来看她，明知只有一半机会听到她的演出，还有一半可能无功而返、白跑一趟？

因为，在我这辈子听过的无数音乐会中，一定要挑出记忆最深的一场来，那就是四十年前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在皇家节日大厅，本是一个寻常休息天，直到玛尔塔出现，和里卡多·穆蒂棒下的爱乐乐团一起演奏了普罗科菲耶夫《第三钢琴协奏曲》，那一天我听到的音响双倍清晰，看到的一切双倍放大，我的所有感官都变得双倍敏锐。

当然这些都是幻觉，纯主观的反应，无法复制，但也绝对难以忘怀。今年夏天玛尔塔已经72岁。她已与癌症较量两回合并活了下来。她露面的稀罕程度也令我想听她演出的愿望与日俱增。

为什么去华沙？因为1965年我在这里见证了她夺得肖邦钢琴赛大奖，她是赢得该奖的第一位女性，这一凯旋胜利至今未从波兰记忆中褪色。而且此次她的女儿斯黛芬妮带了一部自己导演的关于母亲的影片来音乐节播放，影片名叫《糟糕的女儿》（Bloody Daughter），它解决了关于玛尔塔的一些谜团，但又包裹上了更深层的诱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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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开头是玛尔塔·阿格里奇站在医院病房的门口，看着女儿斯黛芬妮生产。斯黛芬妮半生都在拍摄母亲，这是一种真实电影（cinema verité），超越了相亲相爱的血缘关系的大部分界限，因为母女二人都在挣扎着想要定义血缘纽带的本质，解开彼此的谜。

这场对话中还有其他人物，玛尔塔和前夫养育的两个大女儿，以及斯黛芬妮的父亲斯蒂芬·科瓦塞维奇。科瓦塞维奇也是著名钢琴家，跟玛尔塔一样有偏执狂，不过掩饰的更好而已。

我们不停地问，到底谁是玛尔塔·阿格里奇？抛开钢琴艺术不说，她为何总能吸引我们的注意？她的脚先出现了——这是你在任何影片中所能看到的最大、最有表现力、最伤痕累累的脚——这双脚从不休息，总是在奔波。斯黛芬妮追踪了她的航行路线，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布鲁塞尔到日内瓦，语言在英语和法语之间来回切换，但很少用她的母语西班牙语。影片中某处玛尔塔说，你看到的不是她。也许是，也许不是。

影片中玛尔塔的经纪人被拍到在帮她烫音乐会礼服，她说玛尔塔只有弹琴时才高兴。然后她非常有资格地加了一个词：“之后”。我们看到玛尔塔在舞台侧门后徘徊，发誓说她不想演出。然后她上台了，深深鞠了一躬弯至膝盖，看上去心醉神迷，好像舞台是她唯一的归属之处。

她和每个女儿的关系都各各不同。影片快结束时，她和三个女儿坐在野餐大毯子上，让她们帮她涂脚指甲油。没有一部拍摄艺术家的影片会展示如此不经修饰的亲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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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黛芬妮避免了询问过于直接的问题。玛尔塔究竟如何成为玛尔塔的线索，只有曲折迂回的呈现。这里面有一种电影人的至高艺术技巧，那就是让观众第一个发现内情。我们隐约瞥见了玛尔塔的犹太祖先，发现了玛尔塔曾经有两年放弃钢琴的暗示，还有断断续续地讲到过童年被绑架的经历。《糟糕的女儿》是母女之间的动人篇章，它讲述了什么已经过去，什么永不应该过去。它让你体会切肤之痛，让你跟着欢笑，它应该与全球的乐迷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