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街角耗了十分钟，十一点整我按了门铃。

“早上好，维拉-马塔斯先生，我们是来采访的。”

从高度很不合理的对讲机里传来干巴巴的声音：“是吗，Xeni还没来。”

“我跟她在一起呢，我是翻译。”

他“哈”了一声，接着是电子锁打开的吧嗒声。

古旧的电梯坏了，我俩只得爬楼梯，爬了整整四层，才到达所谓的“二楼”。采访人英勇地踩着周仰杰的细高跟鞋，因为前一天她刚刚确认西班牙人多有恋鞋癖，过度注重足上风光。我们在攀登时假装闲聊召唤勇气，也好让主人听见我们的动静。后来在送我们下楼时，维拉-马塔斯说他喜欢这种开放式的铁笼子电梯，因为四周有光透进，但他又担心翻新过后的电梯是否能避免现代电梯常有的那种幽闭恐惧感。我再次注意到了“一楼”的百合花，这位邻居门口放着一只高高的花瓶，里面盛着水和花，旁边还有一块故意摆放的禁烟牌。[1]

整个访谈只发生了一次短路，不过90分钟里积累起来的温暖丝毫没有消散。

作家为访谈做了很好的准备，他的幽默以及克制过的调皮不时展现。他用词精准，畅谈了对于小说艺术的见解——频繁进行文学引用的理由；为何要改动小说中所引用的别的作家的话；他书房里图书摆放的顺序（当提问结束后，他送了一本《一段绝对精彩的人生》给我们，其中有一篇随笔《暗室书房》，与他之前带我们参观的书房景致极为一致）等等。对谈极有启发性，自然也是缺乏平衡的，明显在朝等级分明的一施一受情境发展，我有些烦恼，在想能不能找个办法来刺激一下大师的好奇心。

我们对不平衡状态的补救，是给卡夫卡写过的“一个中国人回了家”提供种种不准确的猜想阐释。我希望这个早晨的交谈之后，作家会记下其中的一两句话，也许只是收集永远不会采用，也许只是为修改而修改。我们都很渴，因为他没有问我们要不要喝水。

作家很喜欢我们从中国带来的手工小礼物，他家里有一个角落摆放了各种中国风格的小物件。接下来，他开始为我从父母书架上搜集来的几本旧作品一一签名，我忽然想起了他之前说过的作家私人签名本阴差阳错流入旧书市场的逸事；“等您拿了诺贝尔奖，我们也不会把这些拿到e-bay上卖的。”他无动于衷地继续签着，在每本书上画他的招牌戴帽小人。为了以防万一，我又加了一句，“这是玩笑……”还是怕不够清楚，“……是说拿到e-bay上卖，可不是说诺贝尔奖。”作家没有反应；幽默跟奉承讨好无关。

维拉-马塔斯说，写作也是一种手艺。于是我问他，“第一句话是不是决定了一本书？”“哦不”，他回答。我想再度提供阐释的尝试又一次失败了。匠人不会谈论艺术，我们的主人工作努力，纪律严明。所有可信的智力追求的顶点必须前后一致。每个词语，每个句子，每段叙事都被织入整体结构中，以一种兢兢业业的耐心发挥着无穷无尽的非线性力量。

对话一度转入泥泞危险地带。我试探问他对新近公布的一项实验（基于尼克·博斯特罗姆2003年的论文）的看法，这项实验旨在证伪我们生活在未来人类设计的计算机模拟的“网格宇宙”中。他上钩了，原来他还喜欢外星人。然而作家们守卫着对人类境遇的深层理解，似乎突然被一种假想给击垮了，高贵的技艺可能只是语义投机，从来不是通向真理或洞见的取径。文学应该陷入恐慌，立刻与科学划清界限吗？我们很快从这个话题撤退，不然就会陷入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双方都松了一口气，这是那天早上最亲近的一次共谋。

维拉-马塔斯的书房里几乎只有小说，很少有非虚构作品，哪怕是历史书或哲学书。整个采访过程一直有他温柔而凝练的幽默点缀，他也会耐心地向我们解释种种文学背景。我能感觉到他对外行的尊重，甚至对我们的无知（我竟然不知道他最新的作品）也并不介意。我只能在翻译时无望地努力补偿。尽管维拉·马塔斯的小说以精妙的结构著称，他也在书写艰难的现实。他用增量的现实转化了现实的观念。

采访结束后，他带我们去参观了他的巴塞罗那之心——他家楼下转角处的小书店+Bernat。我们立刻被他太太宝拉和书店经理孟彩的热情所湮没，孟彩坐在轮椅上，自我介绍是维拉-马塔斯新书《迪伦的氛围》中的一个人物（她把圣诞彩灯当成项链绕在脖子上，让我有点不安，因为看上去很像活套索）。中国话题立刻吸引了一小群人的注意力，特别是上海的2666图书馆，这名字让他们想起了挚友罗贝托·波拉尼奥。热闹的欢迎和甜蜜的好意使我们这一桌成了书店的中心，前来买书的顾客不停地回过头来好奇张望，他们无疑都认得小说大师。

传统书店很难维持，+Bernat也没能再度申请到政府补贴（第一笔补贴少得可怜，只够买涂料刷墙）。官僚们认为书店卖的书籍品种不够多，数量不达标。不知怎的，我们忘记走到书店最里面去找找摆放《似是都柏林》的书架和新鲜乳酪三明治（配上西班牙洋葱）。时髦的美式风格书店服务是必需的，要有咖啡桌（不过他们没有拿到把桌子放到街边的许可），开工作坊（中文课只有一个学生），为这个“文化仓库”培养固定群体。

维拉-马塔斯强调他喜欢亮色的墙壁，然后退了一步。若是从头顶角度观察肯定很有趣，我们四人聊得正欢；作家的双眼像镜子般映射了他对场景的光速分析，以及所有相关的、纠缠的、无法想象的可能性（有些肯定叫人窒息）。他整个儿飞升到了文学恍惚之境吗？突然所有的创意张力离他而去，他坐在椅上，头向下冲，险些撞到咖啡桌。书店里实在太热了。恐慌只持续了一刹，他清醒过来时有些腼腆地疑惑；宝拉帮他脱掉了厚外套。我们都要了一瓶矿泉水。谈话继续着，但气氛已经改变，我们都知道到了话别的时候。已是午饭时间，永恒不再存在。

道别时我们得到了一份礼物——带给2666图书馆的一瓶“文学酒”（这两个文学小铺决定结成姐妹联盟）。我们正准备出发，宝拉迅速消失又出现，拿出一份新礼物：文学的时光机器。这是一个形状如莫比乌斯环的Galet造型[2]的蜡烛。最后文学酒瓶从我手中滑落，掉在地上，却没有摔碎。

恩里克·维拉-马塔斯简介：

恩里克·维拉-马塔斯（Enrique Vila-Matas）1948年出生于西班牙巴塞罗那，是西语文学四十年来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年轻时曾在巴黎生活，租过杜拉斯的阁楼，写过一本《巴黎永无尽头》（浙江文艺出版社已经买下中文版权）。有人说，他的每部小说里似乎都充满了无数小说，像一个巨大的迷宫。他有一种顽皮的幽默感，塑造了一系列自我挫败、自我虚无化又颇具喜感的人物形象，尤其善于把玩虚构和非虚构的界限。他编造过马龙·白兰度的访谈，还建议一位来采访他的法国记者大胆“创造”；他通过故意打乱自己的藏书顺序“陷害”一位前来拍摄书房的记者。

他的小说被翻译成许多语言，在英语世界和法语世界尤其受欢迎。已经出版的中文小说有《垂直之旅》（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杨玲译），他最受评论界赞誉的作品《似是都柏林》中文版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维拉-马塔斯有个妹妹叫特蕾莎，在法国跟随韩国书法家李应鲁学习中国水墨画，特蕾莎送给他不少中国古董家具和小玩意儿。他疯狂地喜爱各种奶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