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八骏”登场:甘肃文学如何“突围”走出“断档期”

[提要]  6年后，“甘肃小说八骏”重新“洗牌”，两个月后，这副“新牌”即将在北京“打”出。从晚清开始到解放初的1949年，是甘肃文学的沉寂期，而起于晚清的现代文学，在甘肃事实上开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后了。　　新华网甘肃频道消息　6年后，“甘肃小说八骏”重新“洗牌”，两个月后，这副“新牌”即将在北京“打”出。“甘肃小说八骏”现在是甘肃文坛一张拿得出手的名片。这也是一张很特殊且很有分量的名片，其背后“站”着的是正在突围的甘肃文学……

　　打破沉寂

　　挺进京城3年之后还有没有“甘肃小说八骏”，高凯自己心里也没个谱。不过，对于6年后的今天重组的“新八骏”，高凯心里却很有谱。

　　“在重组亮相的新八骏中，我个人非常看好叶舟、弋舟、王新军、马步升和雪漠等5位，他们可能就是将来中国文坛的‘大树’。”诗人高凯在2005年首届“甘肃小说八骏”亮相文坛后，作为这个品牌的核心推手就有了“牧马人”的绰号。

　　高凯一直以来为甘肃小说抱不平。“甘肃诗歌在全国非常有名，其实，甘肃的小说并不比诗歌差，然而却常常被忽视，至今还没有出现一颗在全国文坛耀眼的明星，一直处于文坛边缘地带，可以说是‘长在大漠无人视’。”即使在“甘肃小说八骏”亮相三届六年之后，高凯说起这个品牌的诞生背景，依然情绪亢奋。“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整体性的形象，来展示甘肃文学阵容，推动甘肃文学事业的发展。”

　　推动起步于2005年首届“甘肃小说八骏”的上海之旅。

　　“六年前八骏的上海之旅，其最大的意义在于打破了长期以来我们文化上的一种‘禁忌’。甘肃有很多‘禁忌’，而且从来都是靠文化来打破的，那一次，依然如此！”连续三届入选“甘肃小说八骏”的作家叶舟说，接受了扑面而来的经济繁荣与文化喧嚣，上海之旅让他感到了甘肃文坛“沉寂”的可怕。

　　向来呈散兵游勇状的甘肃文学第一次以整体力量“试水”了，按高凯的话来说，这一次试水即使打水漂也打出了个响声，而且还是从来没有过的响声！

　　有了这样一次试水之后，三年后的2008年“八骏进军北京”显然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了。那一次，作家弋舟代表八骏，在有着雷达、李敬泽等中国文坛重量级人物的座谈会上发言时说：“又一次以甘肃的名字来表达自己，感谢文学。”

　　到2011年的时候，透过“甘肃小说八骏”，高凯把目光盯到更高更远的目标上了，再度进京不过是“八骏”品牌在中国文坛的再一次造势，重要的是，未来的中国文坛上最耀眼的明星可能就在高凯看好的那5匹良骥中。

　　高凯对此信心十足。

　　“一直以来，因为地域和文化环境的因素，甘肃小说被忽视，被边缘化，但是，这些却不能淹没甘肃作家的文学能力，文学能力恰是我们甘肃作家的长处和优势，只不过，与这种优势和长处结伴而生的是我们甘肃作家的短处――欠缺广阔的文学胸怀和宏大的文学理想，它‘钳制’了我们的作家，就像雷达先生所言‘甘肃这个地方不缺作家，缺的是大作家大作品’。”高凯认为，眼下一些作家呈现出的赤裸裸的急功近利的思想，也是对我们难以出大作家大作品的致命影响。

　　省文学院有文学陇军大本营之称，包括其打造的“甘肃小说八骏”都是以纯文学为其追求理念。高凯说，在这个标杆下，那些迎合市场利益化的写作者自然就要被淘汰出局了。无疑，“八骏”的每一次洗牌，也意味着它是一个平台更是一个擂台，谁都有可能出局，谁都有可能重新列入。“几年来，这个品牌前后推出了10多位甘肃小说家，应该看到，受益的不只是这10多位作家，而是整个甘肃文坛，至少因为它，中国文坛对我们甘肃文学有了一瞥！”尽管这样说，高凯并没有否认每一次的洗牌之后，他自己所遭受的非议和责难。“有时候觉得文坛成了个名利场，作家这个圈子，复杂得很……”高凯欲言又止。

　　就像已经从文坛消失了的河北“三驾马车”和宁夏“三棵树”，“甘肃小说八骏”就是一个文学形象的叫法，且无论它是否会步“三驾马车”和“三棵树”的后尘，至少目前它已成为中国文坛的一个品牌，一个代表了几代甘肃文学家的文学理想的品牌……

　　“断代”文学

　　省作协副主席、甘肃省社科院文化所所长马步升说：“很肯定，甘肃文学一直处于‘断档期’。”

　　他说，纵观千百年的甘肃小说，散兵游勇的个体方式是其主体，从未形成过一个群体。“即使偶尔冒出一个人(群)来，也像烟花一样，转瞬间就了无声息了。”

　　唐代以写传奇小说闻名的“陇西三李”，似乎是唯一出现的一个群体形象。

　　唐代传奇小说是一种题材逐渐脱离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神仙鬼怪内容，反映丰富复杂的社会矛盾与各种现实生活中的人物的小说题材。陇西人李朝威、李公佐、李复言是唐传奇的代表人物。中学课本上的那篇《柳毅传》就是李朝威的代表作品，也是唐传奇的代表作之一，李朝威本人也被后来的一些学者誉之为传奇小说的开山鼻祖。李公佐的《南柯记》、《谢小娥传》等都是著名的唐传奇小说；李复言的《续玄怪录》收录传奇小说34篇，为唐传奇最多的著作家。“事实上，这三位作家是各自为阵的，本质上并没有摆脱散兵游勇的状态。”在马步升看来,“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他们籍贯多是甘肃，实际上成名多在外地，‘陇西三李’亦是如此。”“从汉代的赵懿开始，到东汉的皇甫谧也是这样。皇甫谧从小生活在洛阳，甚至有说他从未回过甘肃，他的成名自然也是在外地；皇甫谧之后算得上的也就是南北朝武威的段铿，之后便是唐代‘陇西三李’。应该说明朝时期，甘肃集中出了几个文学家，以出生庆阳的李梦阳为最，但他七八岁时就离开了家乡，他的成名同样不在甘肃。梁启超在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提到的唯一一个甘肃人是张澍，这一切实际上表明甘肃的文学史一直处于割裂状态，从来没有形成一个带有浓重甘肃色彩的文学传统和集群。”马步升概括梳理了甘肃文学史。

　　从晚清开始到解放初的1949年，是甘肃文学的沉寂期，而起于晚清的现代文学，在甘肃事实上开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后了。

　　起步晚之外，现代意义上的甘肃文学，还是从外地移植生根开花的。“以李季、闻捷等为代表的流域性作家是这个时期的代表，文学呢，则是典型的移植而来的，而此时，甘肃本土作家则处于起步状态。总之，解放后的前30年，甘肃文学不是自觉地体现本土文化。”

　　根本性的改变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

　　马步升认为这一时期，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甘肃文学。以邵振国、柏原、王家达、张弛等为代表的甘肃作家，有了他们自己对文化的体验，对生命的理解，对这块土地的了解，对这块土地上的人的状态的领悟……“从古以来，甘肃从未出现过的很明晰代际传承出现在1978年之后30多年。”“新时期的甘肃文学，是中短篇打天下，到了新世纪，是中短篇和长篇共同打天下。”马步升说，据不完全统计，现在甘肃一年就有几十部长篇，仅他个人而言，一年至少就会有一部长篇小说。马步升认为已经错过了上世纪80年代文学黄金时期的甘肃文学，现存的问题是“走出去”的问题，而不是动辄就发“甘肃(文学)没有人”这样不负责任的牢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