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日租界当年一景

倒不是洋教头们有水分，事实上，这些人原来在德国军界都拥有非常高的资历。佛采尔本人就曾担任过德国总参谋长鲁登道夫的作战处长，后者被奉为德国军神，是一战时最优秀的将领之一。

问题是德国顾问一般来中国的时间都很短，对中国的国情，特别是军队的实际状况不了解，还以为是他们国内呢，不知道指挥室的情况和部队的实际状况往往脱节严重。

再高明的战略战术，底下的人太菜或者不配合，上面的意图也难以实现。就好象我们现在的那几个“国脚”，你就是把希丁克、卡佩罗这些“神奇教练”全召过来，都未必能有多大起色。

这个道理中国人都很清楚，所以杨杰“杨大炮”当初把他的“妙计”刚刚端到桌子上来时，众人就都偷偷地笑了。

根本行不通嘛，蒙老外还差不多。

你别说，佛采尔就被“蒙”住了。在防守宁河、宝坻一线的东北军再次被日军击溃后，佛采尔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他根据情报判断，日军主力还没有上来，相反，东北军的番号却非常之多，也就是说，己方数量远远超过对手，怎么会守不住呢，他不明白，就来问黄绍竑。

黄绍竑去天津看过，津东失守在他看来完全是预料之中的事，能守得往那才叫奇了怪了。但失守的原因都是中国人才能意会的东西，就是讲给佛采尔听，他也不一定会懂。于是，黄绍竑只好学着老外的样子，耸了耸肩，表示无可奉告。

不过到5月22日这一天，连佛采尔不懂也得懂了，因为当他一如往常地到居仁堂北平军分会上班时（你得佩服德国人的敬业精神和工作态度），发现墙上一片空白——作战计划和地图都已被揭下来，屋子里一片忙乱，大家已经在做撤退的准备了。

白天突然而至的日机虽未投弹，亦未造成人员伤亡，但久经战阵的何应钦意识到，这些飞机可能就是侦察机。以日军的作战规律来看，飞机侦察、大炮轰击、步兵进攻，都是连在一块儿的，也就是说，日军兵临城下将是咫尺之间的事。

不管愿不愿意，北平保卫战看来是一定要打了。

当天，黄绍竑仍像往常一样，对城防进行了一番巡视，到晚上8点才回到居仁堂，回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铺盖卷已经被人捆好了。

何应钦作出决定，将前方所有部队集中北平周边进行布防，并紧急任命徐庭瑶为北平城防司令，统一指挥城防作战。同时，将包括北平军分会、政整会在内的军政各机关撤到长辛店以南，从那里再转赴保定。

包括德国军事顾问佛采尔等人先撤，他和黄郛、黄绍竑等几个负主要责任的人最后一批撤。

时间是晚上11点，坐火车，乘夜离开北平。

但就在即将动身撤离的最后一刻，黄郛给何应钦带来了一个十分意外的消息：日方的口风突然变了，双方还有停战谈判的可能。

其实黄郛得到这一消息也很意外。

这天早上，他和往常一样，七点钟就走出门，去处理撤退前的相关政务。

中午十二点，有人给黄郛的寓所打来电话，铃声非常急促。

黄郛听罢，放下话筒，“返身即出”。

两人来到了一个叫丁香胡同的地方，这里是日本海军武官宿舍。把李择一约出来的人，是北平公使馆海军武官辅佐官藤原喜代间。

走进藤原的宿舍，黄郛惊讶地看到，北平公使官的两个重要角色都在那里正襟危坐：书记官中山详一、陆军武官辅佐官永津。

之所以会出现这个场面，当然是因为情况出现了新的变化。

日本参谋本部真崎次长因为“越界进攻”的事被天皇训过，所以对此格外敏感，随着关东军攻至平津附近，已经远远超出了“弹性用兵”方案的范围。这让他觉得应该有所收敛，正好外务省转来了与黄郛“直接交涉”，进行停战谈判的意见，遂让他产生了未尝不可一试的想法。

实际上到5月18日，即黄郛抵达北平的当天，参谋本部已经下达了《华北停战指导要领》，指定关东军为签订停战协定的当事人，由永津在关东军指导下负责和黄郛进行谈判。

但是第二天美国的公报却让参谋本部和关东军都大为光火，决定暂时对谈判渠道进行“冷处理”。同时，就关东军的真实意图来看，他们实行“以战逼和”，要逼和的虽然是南京中央政府，但真正想扶植的却是傀儡或地方“反蒋”政权。这时候武藤又想到了那个一直“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板垣君。

自从上次板垣声称他的华北反蒋活动已处于“饱和状态”后，给关东军的电报就没断过，而且每次都说他又取得了新的“成就”，不是这里要“发难”，就是那里要“自治”，看上去他的“火种”已经快撒遍华北平津的每个角落了。

板垣这么敬业，不由得让武藤对他的态度有了转变，甚至怀疑自己以前是不是真的错怪或者误解这位同志了。

于是，他便发了一个急电给板垣，告诉他，关东军已经在准备谈判停战了，时不我待，你可以从“地下”转到“地上”，开始内变“点火”了。

本来板垣是该点火了，虽然是把小得不能再小，说起来让他自个都得脸红的火，不过有总聊胜于无，这就是他手里的那个“宝贝张”（张敬尧）。

可让板垣始料不及的是，此时他在特务这个行当遇到了一个比他不知道要牛多少倍的牛人——戴笠，后者手一挥，蓝衣社闪电出击，老奸贼没来得及现身就给做掉了。

至于什么成立伪政权啊，发动暴动啊，提都不用再提了。

关键时候哑了火，武藤又一个劲地在催问，板垣急得抓耳挠腮，恨不得马上拿根绳子去上吊。

人急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眼看“二腕”、“三腕”都没了，板垣病急乱投医，索性仿制当年土肥原搞的天津事变，把石友三的旧部等几个落魂得不能再落魄的过气“小腕”都拉过来，弄了一个“华北人民联合自卫军”的破旗，就准备搞暴动了。

看来，这个板垣不管怎么弄，还真的就只会玩玩枪，哪怕那是一支破枪。

在联合公报发表的前一天晚上，板垣的这支破枪就准备在天津“起事”了，目标是除掉于学忠。可惜参与“起事”的人胆子实在太小，连天津混混都不如，一看到街上来了警察就缩了回去，结果计划不得不临时中止。

你们要中止，板垣不让啊，这哥们被武藤在后面逼债，眼睛都红了。

给我上，无论如何得“暴动”一下给关东军看看。

第二天晚上，果然又“暴”了，不过是把他们自己给报销掉了。纯粹一群饭桶，天津警察搞定他们都绰绰有余。

“起义”失败后，已经完全失去方寸的板垣只好乱来了，于是今天请人发发“独立宣言”，明天让人上街贴贴“牛皮藓”，后天到自家公使馆门口搞搞破坏……

这些东西都属于小儿把戏，顶多到小报的娱乐版凑个热闹，于时局毫无作用，最主要的是也得花钱，而在这之前，军部给的银子早就被板垣花得差不多了。不过这也怪不得他，平津金粉之地，胡吃海喝，哪样不得破费啊。

等到身上真的一文不名的时候，板垣无法交待，只得向武藤坦白自己其实什么都没能搞定。

为了减轻自己的责任，板垣把没搞定的原因，都归类到客观情况上去，说自己弄错了，真的弄错了，原来以为华北有这么多“反蒋派”，“起事”应有深厚基础，但没想到这些“反蒋派”并不等于就是“亲日派”，而就算是“亲日派”也没多少人真敢站出来反中央，闹分裂。

武藤收到电报后，鼻子都气歪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亏我还把你当个人物呢，原来所谓的“成绩”全是拿来哄我这个老头子的啊。真是竖子不足与谋。

他赶紧把这一“突发情况”电告参谋本部，后者也很是无奈，谁让自己派出去的“地下工作者”不争气的呢。真崎次长旋即转令板垣，把那些不顶用的“内变工作”都停下来，直接尝试与中方展开正面接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