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聘请的德国军事顾问

自己守，守不住，指望援军，又远水解不了近渴，看来还是得找黄郛。

后者在天津屁股还没坐热，就被何应钦喊到了北平。

黄郛抵达北平后，第一件事就是约见报界，提出中日可以在“互相谅解”的基础上，商讨一个“和平解决办法”。他的用意，一方面是为了稳定北平的惶惶人心，另一方面更是为了向日本人喊话，借此打开进行“直接交涉”的通道。

然而，一个外交部突然取得的“胜利”，却打乱了黄郛的全部步骤。

外交部在继续向国联告状（尽管无效）的同时，并没有放弃走调停之路，但是英美都不愿做这个“恶人”，最后美国被缠得实在没有办法了，才答应给个声援。

5月19日，即黄郛抵达北平后的第二天，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宋子文联合发表一份公报。公报要求日本在华北的“敌对行动”，应当“立即停止”。

对于国内舆论来说，这无疑是打了一剂强力剂，大家又兴奋起来，认为无需对日本采取缓和态度。

但实际上这种隔着大洋的吆喝只是起到反作用而已。

日本外务省的“积极派”又占了上风，说你看你看，怎么样，中国人明着说要跟我们直接交涉，面对面谈，背着我们还不是去找了老美，可见他们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毫无诚意。

外务省的老大内田随即也动摇了。

我们应该知道内田骨子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从他进入内阁当外相开始，就是个有名的投机上瘾的货色，“军服外交”也好，焦土外交也罢，说穿了都是在做戏给他的国民看。

热衷于做戏的人往往都是不爱干实事的，内田也是如此。有吉明主张与黄郛进行直接谈判，他没有理由表示反对，也就点点头，但实际上在他的内心里，更认可的并不是政府与政府之间通过谈判光明正大地解决问题，而是看军部和关东军的脸色办事：不管你们是想军事进攻，还是暗地里“搞搞新意思”，反正不得罪你们，让大家都说我“爱国”，我就成功了。

等到黄郛真的北上了，双方就要准备坐下来停战谈判的时候，他脑子里忽然激灵一下，想到，这可不好，现在军队打赢了，我却公开支持和谈，轻者影响仕途，重者就可能得罪军方或民众哇，被划进“非国民”行列都有可能。

正好美国发表公报，外务省和军队反对停战谈判的声音都很激烈，这小子就趁势来了个装聋作哑，把接洽黄郛的事扔给了北平公使馆。

北平公使馆原来有两个头，大头是驻华公使有吉明，他常驻上海，北平基本上是不来的，二头是参事官矢野真，此时同样不在北平，真正管事的是一等书记官中山详一。

中山书记官想要“建功立业”的心理跟他下面的永津差不多，都是喊打喊杀类型的。某种程度上，永津的思路就是他的思路，永津的做法也就是他想要的做法。因此，这哥们索性也玩失踪，让永津这个有陆军背景的辅佐官在那里上蹿下跳做了主。

永津拿着那份公报，干脆让黄郛吃了闭门羹。

日方态度的骤变，让黄郛始料不及，慨叹“既往工作尽付流水”，政整会“已无工作余地”。

谈判谈不了，麻烦事却一大堆。

日本天津驻屯军也上来插一脚，公然要求中国平津方面给他们准备车辆，声称要按照辛丑条约的规定，派500名日本兵到北平来护侨。

这还不算最麻烦的，更棘手的是没钱。

聚集在平津周边的各式部队，虽然能打的几乎没有，但人却不老少，他们可一个个都是张着嘴要吃饭的，如果没有足够的钱粮来维持，只会使华北形势雪上加霜，更加纷乱不堪。

原先在上海时，行政院长汪精卫曾亲口答应黄郛，可筹措600万资金至华北，但等黄郛到了北平，这笔钱却打了水漂，财政部根本拿不出钱来。

原因在于财政部的钱，很一大部分是要靠借的，否则无法用于周转。可是华北战端一开，天津危险了，作为政府还款的担保之一——天津海关税收自然就危险了，金融界担心政府还不了钱，便不肯再购买政府债券。政府债券卖不出去，钱就借不到。如此一来，别说给黄郛拨钱了，就是其它部队的粮饷和大部分公务员的工资也成了问题。

既无钱又找不到关系的黄郛，自言到北平后的这些日子，难过得简直令外人无法想像（“危疑震撼．不可言喻”）。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和何应钦一起天天开会，和蒋汪频发电报，商讨对策，以致到了“日夜筹谋，席不暇暖”的地步。

形势一天比一天紧迫。

关东军在武藤的指挥下，离北平越来越近。外围守军一路后退，萧之楚26军毕竟实力有限，没能挡得往弘前师团的攻势，被迫从怀柔撤出，剩下傅作义绥军直接面对日军的冲击。

至5月22日，日军北到顺义，东到通县，南到香河，已经对北平形成了三面包围。其中，顺义附近的弘前师团，距北平仅仅只有五十里路。

这一天，关东军飞行队飞临北平上空，他们飞得很低，连机身上的日徽标志和驾驶员都看得一清二楚，气焰十分嚣张。

当时北平城里尚无防空警报，9架日机呜呜地飞过北平上空，事先一点预警没有。何应钦和黄绍竑都是听到飞机发动机的声音，才从居仁堂里跑出来的，可是因为没有防空洞之类的掩体，情急之下，只好像小朋友躲猫猫一样钻到院子里的假山山洞里去。

北平城里有几门高射炮，便对空放了几下，没打着日机，却把英美使馆的外交官召来了。这些人怕得要命，责怪中国人说：飞机不是没投弹吗，你们这么干，日军会报复的，真扔几颗下来，谁受得了啊。

不过也不是所有老外都这么怕事，有一个老外此前跟日军作战的激情就比谁都高。

这位不是别人，是老蒋聘请的德国军事总顾问佛采尔（另译魏采尔或费而采）。

那时候的德国顾问很有意思，都不是由政府出面请的，而是由老蒋以个人名义雇来的高级打工仔，或称洋教头。所谓拿人钱财，替人消财，他们替东家干起活来都极富敬业精神，十分卖力。

“一二八”淞沪会战时，佛采尔听说把第5军，特别是第87、88两个师都调上去打，而且还有相当伤亡，急得差点跟军政部长何应钦拼命。因为在他看来，这两个近卫师是他一手一脚训练出来的，那是准备日后给他打造德械军团做种子用的，里面哪怕是一个小兵都碰不得，更别说死那么多人了。

德国顾问不仅帮老蒋训练德械部队，作战的时候也参与部署和谋划，但在这方面他们所起的作用并不像后来人们想像的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