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郛曾是享有盛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一条路，继续在山中悠闲安逸地生活下去，此时的黄郛已经五十多岁，身体并不好，既不太能出去实际也不需要出去，多年沉浮宦海的积蓄也足够夫妻二人在山中衣食无忧。

但老蒋无疑希望他选择的是另一条路，这条路一眼望不到头，崎岖艰险，困境重重，前面未知数实在太多。

同时过往的教训，也再明白不过地提示他：这可能是一个比办济南外交时更大更深的一座火坑。

黄郛夜不能寐，思虑再三，迟迟做不了决定。等听到古北口既失，长城一线风声鹤唳，他终于站了起来。

下山。即便真的不可为之，也要故且一试。

消息传出，知道内情的亲戚们皆来劝阻。

大家一致得出的结论，就是黄郛肯定在山里念佛把脑子给念坏了。

傻瓜都知道，这次出山，只会有过，不会有功，眼前不是可能不可能，而是明摆着就是一个深得没底的大火坑。

史册上记载的此类例子还少吗？远的不说，近代的李鸿章，去订一个《马关条约》，被日本剌客的子弹打得血染官袍，情急之下竟不惜利用此伤与日人在签定条约时讨价还价。结果怎么样，仍然惹来一世骂名。在国人眼中，签个条约甚至比甲午海战的失败责任还要大！

那李鸿章说起来，毕竟还是负责任的国相，官位在身，难辞其咎。你黄郛这算怎么回事呢，这种差使，别人躲还来不及（包括那些本应“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中央大员们），你却硬要睁着眼睛往火坑里面跳！

为做官享福吗？以前让你去你不去，偏挑这种时候，真是脑子秀逗了。

为兄弟情分吗？你顾及，别人未必顾及，事情万一搞砸，还不是一样会把你推出去当替罪羊。

黄郛沉默了一会，长长地叹了口气：这些难道我不知道吗？我很清楚的，可是现在国家到了这种紧迫的地步，我能够只为自己考虑吗？（“我岂不及此？第国事危迫，覆巢之下，宁又完卵！”）

我相信，只要上天真的眷顾我，是一定能够帮国家把这件事情办成的（“天若恋予，当不虚负此行也”）。

未来之路绝非坦途，必荆棘丛生，泥泞满地，黄郛深知这一点，因此下山后行事时时处处都非常谨慎小心。

首站，他来到上海，找的第一个人是日本公使馆驻沪代办、武官辅佐官根本博（陆大34期）。

有的人可能以为老蒋把黄郛请下山，是由于他与日本人额外有一腿，其实并不是这样。

黄郛与日本的渊源，只是早年在那里留过学（就是老蒋呆过的那个振武学校），又在日本陆军测量局地形科实习过一段时间，所谓认识人，也仅限于东瀛的一些思想自由人士，而且都谈不上深交。

下了山后，他同样两眼一抹黑，不知道找谁好，就连见个根本博，都得带上自己的名片。

那么根本博为什么肯与他接触呢？

一直以来，黄郛都有一个很特别之处，那就是他虽然属于老资格的革命党人，但却始终拒绝加入国民党。即使应老蒋所请，短期出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时，他的身份也还是非国民党员。实际上，他从未真正进入过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权力中枢。

作为一个当时尚无官职在身的民间人士，又不是国民党员，双方谈起来可不涉及根本政策，彼此进退的余地自然就要大上许多。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驻华公使是有吉明。他跟前任重光葵一样，在对华政策上算是比较清醒一点的人，主张见好就收，抢了热河后就赶紧回家点钱，因此跟天皇裕仁的想法颇有契合之处。

从这个角度出发，他也认为有必要跟中国政府“直接交涉”一下，可是罗文干主持的中国外交部却不愿意给他这个面子，再看看中国民间的舆论，也是喊打喊杀，没一个肯善罢甘休的，便又只好把这件事给放下了。

现在出来一个黄郛，此人过往在中国政坛的声誉一向很好，尤其据说很守信，从不干“忽友忽敌”、“朝三暮四”的事。

你还别说，虽然日本政客自己的名声在外面糟得可以，却很在意别人的信用，时时刻刻都惟恐对手也同他们一样搞欺诈这一套。

简单来说，黄郛之所以能担当交涉之责，并不是他跟日本政府有什么很深厚的关系或瓜葛，而是在那个特定时期，他是“政府可以相信，敌人可以接受，惶惶不定者与相安”的不二人选。

经过一系列的互相试探，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4月19日，双方终于进行了第一次秘密会谈。

在这次会谈中，黄郛特地把曾任上海市市长的张群叫上，和根本博面对面一块谈。

这次见面，虽然只是就中日局势泛泛而谈，并未涉及华北停战问题。但于中日实现“直接交涉”而言，却已算是一个破冰之旅。特别是在此前，关东军通过发动滦东战役，第一次尽取滦东，中方劣势尽显，长城一线的平衡局面被完全打破，能在此时开始接触，对老蒋来说，意义非同一般。

有意思的是，正好这一天裕仁接见真崎，提到了关东军“违旨”越过长城作战的事，随后武藤便不得不把部队撤往长城一线。

但随后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华北局面瞬息数变，武藤很快又通过“内部关系”拿到了天皇准许其入关作战的旨意，随即发起南天门战役。

现在看来，老蒋在日记上写下的那句话，实在有很多自我安慰兼安慰他人的成分在里面，因为他心里是实实在在很清楚的：南天门战役败了，还败得很惨，如今的长城防线，除中线喜峰口日军兵力不强，29军又有两下子，所以尚能一守外，东西线均成了“楼脆脆”。

现在既然黄郛已帮他同日本人建立了秘密的沟通渠道，那就要赶紧利用。

这回出马的不是黄郛，而是军政部次长陈仪。

如果说黄郛与根本博开的还是普通的民间茶话会的话，以军政部大员身份出场的陈仪就要进入正题了，那就是希望赶快启动停战谈判。

4月27日，陈仪和根本博见面，前者提出中日双方是否有停战谈和的可能。

当时南天门中央阵地还未失守，但关东军司令部却已通过侦察机得到了岛村大队在兴隆被围困的消息。

“皇军”此时“军容正盛”，根本博当然不好意思明说要中国军队给他撤退或者解围，只好用旁敲侧击的手法，暗示陈仪：只要你们从南天门后撤，同时解除对兴隆日军的包围，停战就有希望。

陈仪回去，马上跟北平的何应钦进行联系，看他的态度。

何应钦没说什么，转过身就让南天门的刘戡继续加强防守，兴隆的萧之楚继续加强进攻。

如果我们守的守住了，攻的攻下了，凭什么要停。

但是到4月29日，情况不对了，守的没守住，攻的也没能攻得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