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东军山炮阵地

南天门方面，刘戡师把中央阵地给丢了，只好撤到以南的预备阵地。

兴隆方面，密云道路在第27军主力参与防守后，倒是固若金汤，再也不怕日军抄袭了，但兴隆县署却始终攻不下来。

有人说，这是何应钦把主力调走的结果，但事实上，后来参与围攻县署的仍有2个步兵团和1个山炮连。光从兵力上来看，他们要远远超过县署里面的日军，问题是这时候的岛村残部既无枪弹匮乏之忧，又退无可退，绝望之中迸发出的能量也着实不容小觑。面对这种情形，如果一味硬攻，便都只能白白牺牲于日军枪口之下了。

最好的办法，其实是围而不打，困死他们。

但随着时间的延续，这个条件也在丧失。日军三路援兵越来越近，特别是南天门战役结束后，正面的川原旅团和在承德看家的铃木旅团都可以腾出手支援了。

事到如今，围困县署的那2团1连再不撤，就得被人家围起来了。

识时务者为俊杰，何应钦赶紧命令萧之楚把兴隆的留守部队撤至墙子路一线，加固工事，以防日军援兵集结后发动进攻。

果然，一眨眼的工夫，不仅原先安排好的援兵如期而至，包括铃木旅团谷义联队在内的第二批援兵也到了兴隆。

如果晚撤一会的话，鹿死谁手，还真是很难说清楚的一件事。

何应钦下达撤围命令后，就告诉上海的陈仪：南天门退了，兴隆撤了，你快去跟日本人讲条件吧。

于是，陈仪又找到根本博，告诉他，你提的条件我们这边都答应了，可以开始停战谈判了。

根本博也不傻，他发了个电报给关东军司令部，核对情况是否属实。

武藤一接到电报就来了气。

如果兴隆撤围还有那么一点影子的话，南天门那边算怎么回事，是他们让给我们的吗？否，是我们关东军自己打下来的！他们不让也得让。

这时候，由于关东军撤出了滦东，中国东线部队又重新越过滦河，暂时“收复”了滦东大部地区。

因此，武藤提出，要我停下来不打也可以，但条件不是那个早已过时的南天门。只有中国军队西线退到密云，中线退到遵化以西的平谷、玉田，东线退到滦河西岸，大家才有得谈。

根本博收到武藤的回电后，如此这般跟陈仪一说。陈仪把话又带回来，大家一合计，都觉得日本人既然如此表态，那就是有商有量的意思，这样我们进可与之再打，退可与之谈判，华北应保无虞。

老蒋当时所认为的秘密谈判所出现的“曙光”就是指的这束“光”。

可是这束“光”并没能维持多久，确切地说，仅仅3天。

关东军在南天门一停下来，那个做特务不行，对打仗却热情有加的板垣又跳了出来。他人在天津，耳朵却伸到了上海。根本博与陈仪谈话的内容都被他知道了，于是急得大叫，并立即给武藤发了个电报过去。

这次当然又是拿他的“华北策反”说事。

据板垣说，他负责的华北反蒋活动已处于“饱和状态”，就等“点火”的机会了。

这种关键时候，你们却要停战议和，在前线“欲行妥协”，实在是“荒唐无稽”得不行。

末了，这位兄弟还旧事重提，不无抱怨地指出，以前关东军从滦东撤退的时候，就曾经造成“反蒋意志沮丧”的严重后果。现在南天门打赢了，同志们的士气才刚刚鼓起来，这回你们要是又准备歇摊不干的话，那后果可就更加严重了。

让板垣没想到的是，武藤在接到板垣的电报后，却并不像他想像的那么激动，还挺反感。

滦东那档子事不提也就罢了，提了就让他生气：你以前不是说“宋哲元预定4月21日在平发难”吗，我打南天门，就是为了配合“发难”的，但他现在人呢？

武藤把两份电报摆一起，一份是根本博的，一份是板垣的。

听根本博的吧，不甘心，听板垣的吧，又觉得不靠谱，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两天之后，他收到了第三份电报，这份电报却使他眼前一亮。

这是北平的驻华公使馆陆军武官辅佐官永津佐比重（陆大32期）发来的。他的态度很明确：此时停战绝对不合时宜。

照永津的说法，何应钦虽在华北接替张学良主持军政，但并不能真正做到对各派军队协调一致，地方与中央仍有相当大的矛盾，现在只要大军在外面一逼一压，其内部一乱，我们就可以从中做文章了。

武藤何等老谋深算，他马上领会了永津的用意。

鉴于板垣在他心中的份量已经大大降低，前者提出的那个“谋略为主，武力为辅”的计策自然也相应贬值。

太笼统，太不知所云了，只有永津说得对，就是要谈和，也要迫他们和，就是要内变，也需要施以必要的外压（“外以迫和为主，内以策动为从”）。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5月3日，武藤下令，关东军越进关内，全线进攻！

随着华北战场干戈再起，老蒋眼前关于停战谈判的“曙光”又一次熄灭了，他不得不重新面对前方胜无把握，后方交涉无门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