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道楼子

南天门没了，还有南天门以南的预备阵地。

刘戡退到大小开岭，那里的阵地工事也很是坚固，日军又攻不过去了。川原所臆想的支那军队像古北口那样“大溃退”的“动人场景”并没如期出现，这让他大失所望。

毕竟南天门不是古北口，久经战阵的徐庭瑶比当时的杜聿明也要老辣得多。

经过大夜袭，川原旅团全体出动，有多大劲使多大劲，现在早已是强弩之末，根本没力气再攻坚了。

川原想了想，毕竟已经拿下了一个中央阵地，给天长节“献礼”有了交代，于是也趁势见好就收，暂时停止了大规模攻击，以便喘口气，为下一轮进攻作准备。

南天门战役虽然已经结束，但还有两个疑点需要与各位探讨一下。

疑点之一，双方的伤亡数字。

这大概算是抗战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了。在这方面，无论是胜是败，双方的统计几乎从来就没有合拢过，总是各说各话。此战中国军队伤亡惨重，仅黄杰第2师就伤亡3104人，加上其它部队的损失，总计在5千人以上。如果说这方面的争议还不太大的话，最有争议的应该是下面这个：日方伤亡了多少。这个评估很重要，因为它涉及到两国主力精锐真正战力的对比。

按照第17军的公开说法，日方伤亡也至少在5000左右。从战役的进行状况和结果来看，显然中方的这个估计出入太大。如果川原旅团也损伤了这么多兵员，那下面就不用玩了。要知道，你就把川原自己都加进去，他那支部队满员了也不到6千人。

当然，中方做出这一判断，也并不完全是想冒功或者夸大战果。这与战斗的激烈程度和对敌情的判断不足也有相当大的关系。实际上，在抗战中，我们对与己作战的日军究竟有多少人马很多时候是很难判断准确的。一方面是日军善于虚张声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其凶猛的火力容易给对手造成错觉，而我们却缺乏飞机侦察等有效的情报手段。有很多资料表明，连那时的总指挥部，都认为参加南天门作战的绝不止一个旅团，而是至少在一个师团以上，由此得出一个过头的数据也情有可原。

按照日方战报，川原旅团在南天门一役中死伤一共是306人。其中又以第32联队（田中联队）损失最多，为160人，占到了全部伤亡数的一半。这样算起来，中日伤亡比率大致为1比16，也就是说即使是精兵对精兵，我们也必须得拿十六个换他一个。

疑点之二，八道楼子陷落之因。

应该说，南天门战役之所以失利，八道楼子的过早陷落相当关键。如果八道楼子一直被我掌握，日军火力优势不至发挥得如此酣畅淋漓，而第17军也应能坚持更多时日。

按照长城抗战的当事人杜聿明、郑洞国后来的回忆，八道楼子的陷落，其主因在于黄杰的失策以及那个“警戒连”的玩忽职守。

八道楼子失守，黄杰当然责无旁贷，这是毫无疑问。但把板子都打在他一个人身上似乎也有些欠妥，至少作为南天门军事总指挥的徐庭瑶也得担上一点。总体而论，南天门一战，反映了当时即使是中国军队最好的军事主官，与日军相比，在战术运用和机动性方面也有不小差距，并不止于一个八道楼子。

接着咱们再说到那个“警戒连”。杜郑二位言之凿凿，认为该连是因为聚众赌博，防守疏漏，才被日军晚上摸了营。杜聿明更是形象，说是徐庭瑶发火，要黄杰务必把八道楼子重新夺回时，有人还在旁边开了句玩笑话，言称“因赌博失守，是不是也要用赌博来收复呢？”这就算是坐实“因赌误事”了。

但黄杰师战后自己动手写的材料却否定了这一细节（看来有时候亲自动动笔还是很有必要的，关键时候能帮自己“辨诬”啊）。

按照黄杰师的记载，大概原先日军是想进行夜袭的，不过那天晚上正好天降大雪，路不好走，山不好爬（穿布鞋也不一定管用，最好是穿雨鞋），所以他们换到第二天早上进攻了。

夜袭肯定是误传，赌博，他们认为更没这回事。依据是日军早上5点半开炮的，中间打了好几个小时才出动步兵进攻，一大清早的，又是连轰带打，我们的官兵怎么可能再有闲情逸志坐下来赌博呢。

鉴于杜聿明和张洞国其时都不在八道楼子上面，误传的可能性的确很大。但这样的事也不能说一定就没有，特别是平时不打仗的间隙，官兵不可能除了吃饭训练，就坐井观天什么都不干吧。

陈诚在中央军中向以军纪严明著称，自然是禁赌的典型，可有时也禁不住。据说他下面有一个主力师，聚赌的竟然还有团营长，结果有个刚上岗的旅长就去抓。

几个团营长不敢在军营里公开赌，他们是在一个旅馆里玩的。旅长跑过去的时候，这几个家伙早已闻风而逃了。可是因为逃得太急，外面的衣帽都没来得及拿走。旅长就毫不客气地把他们的衣帽全都抱走了。

这下好，人虽走脱，“皮”却没有了。没脸回部队啊。几个团营长就哭丧着脸去找师长求情。师长便把旅长找过去，告诉他，衣服还他们吧，训一顿就够了，难道你还真能撤他们职不成。

南天门是前线，不是后方，这个时候还赌博，可能性就值得商榷了，不过起码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八道楼子的防守的确有疏漏之处，否则也不会让日本人钻了空子。

总之，南天门丢了，其实没什么好叫屈的，说白了，这就是当时双方真实战力的反应。

可是有一个人怎么也想不通，他就是刘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