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程度上，战场的成败就是谈判桌上的砝码。中国军队顶住了，日本军队没进展，这就使第三次英美调停成了水到渠成的事。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2月28日，也就是王赓在租界被日本海军陆战队逮捕的当天，由英国人做东，中日双方谈判代表在英舰“肯特号”上举行非正式停战谈判。

参加谈判的中方代表是顾维钧和19路军参谋长黄强。日方代表是对外交不算外行的野村吉三郎和日本首相特使松冈洋右。

这个松冈洋右并不简单，我们后面还要介绍。

在这次谈判过程中，顾维钧主动提出，中国军队可以从现防线后撤40里，但条件是日军也必须从租界和现有阵地退出。

由于战场上实在没捡到什么便宜，野村起初对这一提议倒也没觉得太吃亏，只是面子问题要紧，坚持中方先撤，他们才能后撤。

一下船，野村就后悔了。

眼前这种战场状况，就算中国军队先撤，日本方面也已脸面大失。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打不过中国人才“乞降”的呢。况且，我们还有王牌在后面，那就是即将到沪的白川大将和更多的援兵。

得出的结论是：这事不能干。

可是在谈判桌上，已经亲口答应人家了。

不要紧。看清楚了，这是“非正式停战谈判”，又没签字画押，能赖就赖，能拖就拖吧。

于是，“肯特号”谈判结束后，野村和松冈全都自动隐身，到哪里都找不到人了。双方达成的口头协约自然也成了画饼充饥。

第二天，他们日思夜想的大救星终于来了。

2月29日，“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乘坐“妙高号”巡洋舰到达长江口的第一停泊点。

事实上，从白川离开东京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留给他的时间并不多。

3月4日，是国联召开特别大会的日子。在这次大会上，将重点讨论中日上海案，而从外务省内部透露出来的消息，无论结果如何，都不会对日本有利。

也就是说，他必须在这个日子来临之前在上海击溃并消灭支那军队，否则，就是失败。

从现在开始，还有4天，他必须倒过来计算。

姜，还是老的辣。这一点用在白川身上并不为过。在听取汇报后，他马上意识到，如果继续跟着自己的前任们的脚步走，别说4天，40天也未必能真正结束上海战事。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从盐泽开始，日军不断增兵，但是中国守军却越打越勇，而且丝毫不见疲软迹象。一转眼，一个月过去了，本来气势汹汹杀来的金泽师团和久留米旅团不但寸功未立，自己还被人家打得没了脾气。虽说拿下了一个江湾，但说出去实在丢脸，因为那地方就等于是人家拱手相让的。

不错，这次他将把两个主力师团派上场，可以大大增强前方的攻击力和战斗力。问题是时间来不及，而且中国军队也不是没有后援。其时，第47师（上官云相师）、第9师（蒋鼎文师）正向上海移动，第1师（胡宗南师）已接近长江北岸。

这位说了。人家日本的军队说派就派，虽然隔着大海，一个命令下来，没几天工夫就能登陆上海滩，怎么就你们这三支部队迟迟缩缩，都到家门口了，还不能过来参战？

客观的原因，是由于双方军队的机动化能力和水平不在一个档次。

更客观的原因，则是由于我们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或曰制江权）都不在自己手里。

从东京出发的白川义则（左二敬礼者）

PS：卓越上关于第二册的出版信息

http://www.amazon.cn/mn/detailApp/ref=sr_1_2?_encoding=UTF8&s=books&qid=1291789985&asin=B004F9PEYY&sr=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