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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代文学研究已掘地三尺的今日，做戛戛独造的研究不易，而找寻新的材料，同样是桩难事。不过于“文学侦探”，难事亦化为实有之事，因为那种超人的耐心与细心，及兴致盎然的劲头儿。陈子善的《拾遗小笺》给出一个例证，“发掘‘文学史上的失踪者’，拾取通行的文学史著述之遗落”，侦探之功不可埋没矣。现代文学虽只三十年而已，但遗珠仍是掇拾不绝，既表征时间长河的隔绝，亦说明史料钩沉的尚有可为。有学者云，“观察文学史的眼光，如果不从真实的文学实物中发现作家和文字，只在已有成型文献中寻章摘句，我注六经，只能把这个学科做死，生气全无”，所言极是。

       陈子善的“打捞”，不乏名家的作品，而既为名家，为何还须“打捞”？如叶灵凤，一生笔耕不辍，各种文体均有涉猎，生前虽结集数十种，但远未涵盖其创作全部。身后，他人为之结集亦不少，大家熟知的有《读书随笔》三卷本、《叶灵凤书话》等，最新的是2013年《书淫艳异录》两卷本（辑上海《辛报》和香港《大众周报》所开专栏的文字）；陈子善为之辑录的乃是在香港媒体上的专栏“霜红室随笔”，其中许多文章一直未出单行本，《霜红室随笔》算是补阙。叶灵凤早先是创造社的小伙计，因被鲁迅讥刺，其形象一度如被涂上油彩，妨碍了我们对他的真正认知。其实叶灵凤一生的写作近似于“杂家”，涉猎面之广令人吃惊，小说、绘画、随笔、书话、方物志、性学、收藏等，作品极多。他虽非大家，但却是跨地域、跨领域的一位极具文化意味的人物，对其作品的全面整理，显然不是无意义的。

       黄裳的名声之盛，读者之多，作品出版之众，“文学侦探”尚能发掘出一本从未出过的《南国梦》来，证明其厉害和有心。这册黄裳、黄宗江合写的话剧剧本《南国梦》（南唐题材，可与作者的文史随笔《龙堆杂拾》、《龙堆再拾》对照来看），作者自一九四〇年代写完后即再没见过，只在回忆文字里提及，陈子善搜索上海老杂志（推测可能为黄宗英拿去发表），终于给找了出来，真是故纸堆里见真章了。而傅雷的《法行通信》、《乐曲说明》、《<上海美专新制第九届毕业同学录>序》、《庞薰琹绘画展览会序》、《亦庄亦谐的<钟馗嫁妹>》等佚文的出土，可见爬梳之功。

      另有一种情形，即“出口转内销”。此中最出名的当属林语堂，国内文名本就极大，出国后英文写作亦获大成功，《京华烟云》、《苏东坡传》、《吾国吾民》等译回中文，仍赢得许多读者，畅销经年。程抱一和蒋彝，是另两位在海外有很大影响，作品返回国内反响亦大的艺术家。与他们相较，熊式一算得上寂寞了。陈子善推动其小说《天桥》、回忆录《八十回忆》在内地出版，再加上先前出的剧本《王宝川》，不过三种而已，与熊式一在欧美的影响是不相称的，好在已有了开始。

       对徐祖正和宋春舫的重提，有着某种内在的一致性。他们都是在早期的现代文学史著述中被评论的作家，但却在随后的岁月中从“史”中消失了。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纲要》中讨论新文学运动初期的长篇小说创作，有关于徐祖正的《兰生弟的日记》之专节；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讲戏剧创作，论述宋春舫对新剧的提倡有相当的功绩。他们从史著中的“失踪”，据我的推测，如宋春舫创作的剧本甚少在舞台上演出，且他的早逝（1938年）或是另一不能忽视的原因；而徐祖正，作为“骆驼社”的骨干成员，在日后极长的岁月中被有意无意屏蔽，是无可奈何的，毕竟这个社团的成员，无一不是这种命运。

       倪贻德和周鍊霞，同为跨界中人，弄美术的兼擅文学。倪贻德入戏更深一些，上海美专出身，加入创造社，《玄武湖之秋》为其名作，而他美术领域之“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显然也渗透到其文学写作中。周鍊霞学的是中国传统绘画，擅古诗词，难得的是，对新文学亦有兴趣，在《万象》杂志发表不少小说散文，水准不俗。如果说倪贻德的《艺苑交游记》是旧书新刊（1936年上海良友初版），那周鍊霞的《遗珠》就完全是发掘了，因从未出过单行本，只在《力报》上连载过。跨界的文字，来自另一视角，在新文学史中向来不绝，带来如许新鲜的气息。想想当代的黄永玉，散文集《比我老的老头》、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写法独异，未尝不给某些固化的写作模式以激荡。

      王莹和艾霞，熟悉电影史的，可能比文学研究中人更听说过这两个名字，没错，她们是演员，却同时也是写作者。王莹的《衣羽》、艾霞的《现代一女性》，应均为首次出单行本，若无此发掘，大约濒于被遗忘的边缘了。而她们作品之具特色，实不应埋没之。艾霞早逝，在写作的道路上刚刚起步即戛然而止，令人惋惜。她与阮玲玉的死，在上海文化界引起极大反响，鲁迅先生也为此写了《论人言可畏》一文。王莹的创作比较多，且得到施蛰存、夏衍、赵清阁等的称誉，可谓难得。想想当下的电影演员中有如此的写作者么？除去捉刀类，明星自己动手写的也有，但多为软绵绵的小女人文字，少见严肃写作，更不要说如王莹作品在当年即被收入“现代中国女作家小说专集”般的待遇。

       钩沉、考据之事，在他人看来或未免枯燥，但我想陈子善绝不会以之为苦，他自己也讲，“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做一件自以为有意思的事”。巧的是，读此书时，又看到陈子善在媒体刊发的一篇新文，追溯新文学作家对德国音乐家瓦格纳的接受史，钩沉出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丰子恺的作品中对瓦格纳的论述，“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在感慨中，我倒是发觉出陈教授的盎然之兴致，这似是一个研究者的极好状态，娱己之时亦娱人，何乐而不为？“文学侦探”的趣味，亦足以为他人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