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张新颖曾写过一本小书《有情：现代中国的这些人•文•事》，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是关于沈从文的随录，并拈出沈的“有情”一说。这出自沈从文1952年在四川内江参加土改时，夜读《史记》列传写下的几句话：“对人生‘有情’，就常和在社会中‘事功’相背斥”，“事功为可学，有情则难知！”张新颖对此感触颇深，再三涵泳，而传记《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的完稿，显然即他多年心愿的达成了。

      关于沈从文的传记可谓多矣，从聂华苓早在上世纪七〇年代写的《沈从文评传》，至后来在国内影响甚大的金介甫《沈从文传》、凌宇《沈从文传》，不下十多种。张新颖的这本传记有何特出之处呢？一是集中于1948至1988年的时间段，亦即沈从文的截然有别以往的后半生；更重要的是，传记采取的写作或曰构成方式，乃以沈从文自己的话语来“自我呈现”，传记作者将表现欲降至最低，极少去代人立言，“我追求尽可能直接引述他自己的文字，而不是改用我的话重新编排叙述”。本雅明曾说自己一直想写一本完全由引文构成的书，却未能完成，那张新颖的这本传记在极大程度上庶几近之，确是大半篇章由引号占据。

      做传记，采直接引述的方式，并非可普泛使用，但之于沈从文，却是可行的。沈从文的性情沉静羞怯，讷于口，心灵的悸动与热情几乎尽数交于文字，不仅写大量风格各异的小说“习作”，还喜写书信（其《湘行散记》、《湘西》即由寄与张兆和的信函改写而成）；1948年之后，即使已经停止小说创作，但写信、做笔记的习惯一直延续，留下相当丰富的文字资料，自然，这使得以直接引述构筑其传记成为可能。张新颖说，“这样写作有特别方便之处，也有格外困难的地方”，方便之意易解，引用现成的文字当然便利，至于格外困难，显然是于一个严谨的研究者与写作者而言。一部好的人物传记，并非简单的传主行止录就完事，尤其对沈从文这样一位遭际坎坷、精神纠结的知识分子，探索其心灵史方为其传记的重心落点所在。张新颖的研究新意，在于寻出“有情”二字，结构起沈从文颠沛动荡后半生之心灵指向，乃其“文眼”。在此基础上，梳理沈从文此一时期留下的数百万字的书信、笔记、文章甚或汇报、检查等各类文字，方有一条幽径可循。至于材料的来源，在《沈从文全集》未出版之前，予张新颖以极大启示的是《从文家书》和《沈从文别集》，分别出于1996年和1992年。其时这两种书披露了以往未公布的许多书信及材料，于揭示沈从文精神历程方面有莫大的意义，自然，到了三十二卷的全集出时，如上的内容尽数收入了。

      何谓“有情”？“（《史记》）年表诸书说是事功，可因掌握材料而完成。列传却需要作者生命中一些特别东西。我们说得粗些，即必由痛苦方能成熟积聚的情——这个情即深入的体会，深至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以上的理解与认识。”沈从文哪里仅只在谈《史记》，他分明在为自己的现实与精神困境寻觅出口而述说，“千载之下，会心体认，自己的文学遭遇和人的现实遭遇放进这个更为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之中，可以得到解释，得到安慰，更能从中获得对于命运的接受和对于自我的确认”（张新颖语）。

      由此看来，沈从文的“转业”，自文学创作改行历史文物研究，也就不是突兀不可解的了，因为这超越“事功”，而纳入了“有情”的传统中。关于沈从文的“转业”之谜，以往有过许多探讨，如汪曾祺就回忆过四十年代在云南时，老师对西南文物的浓厚兴趣，“他跟我（以及其他人）谈文学的时候，远不如谈陶瓷，谈漆器，谈刺绣的时候多。”而张新颖寻到了更早的萌芽，是《从文自传》中对二十一岁之前生活的记述，“无事可作时，把那些旧画一轴一轴的取出，挂到壁间独自来鉴赏，或翻开《西清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识》这一类书，努力去从文字与形体上认识房中铜器的名称和价值……”这种转业在精神实质上并非判然两条道路，更似是两股支流，汇入一个“有情”的湖泊。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已转业，沈从文并未全然隔绝于文学写作。如1951年，他以在华北革命大学结识的一个炊事员为原型写了短篇小说《老同志》，反复修改，投寄报纸编辑，被退还，又寄给丁玲，但还是未发表；1955年，他写中篇小说《财主宋人瑞和他的儿子》，陆续写了三年才完成，只是自己看，未示人；另以张鼎和一家为原型做一长篇小说，反复尝试，终未果。如此这般，不在少数，却无疾而终，只能说作者还是那个作者，时代已非那个时代，没有沈从文熟悉的小说笔法存在的空间了。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印《沈从文小说选集》，他在《题记》里说，“我和我的读者，都共同将近老去了……”

      如果说年轻时的沈从文，是以做苦工的劲头去写小说的话（有一标志，写了一夜，趴书桌上睡着，醒来发现稿纸上满是鼻血，怪吓人），那投入文物研究的他，又是如此的不计时间、不顾身体。而最大的痛苦是，处处受排挤和压制，乏人支持，动乱时资料被查抄，甚至丧失工作机会；痛苦的缘由，是因为沈从文并不视其为“事功”，而只是源于“有情”，所以虽九死而犹未悔：一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拖了十多年方印行，大量的研究文章，即使无法发表，仍继续写下去（从全集后五卷历史文物研究计两千多页的规模，可见一斑）。沈从文一直工作到身体状况无法再支持之时，若非“有情”，何必如此。

      张新颖采此种几近无一处无出处、无一字无来历的写法，显然须大量的材料支撑。除沈从文的书信、笔记、文章等外，家人张兆和、沈龙朱、沈虎雏、张充和、傅汉思的回忆，汪曾祺、黄永玉、周汝昌、梁实秋、巴金、荒芜、许芥昱、凌宇、陈徒手、王亚蓉等的文章，均寸寸缕缕渗入那1948至1988漫长的光阴隧道中。另有一令人触目未免惊心的结构体式，即在沈从文于国内饱受冷落乃至被打压排挤之时，同期的海外，沈的声誉日隆，文学成就受高度评价（夏志清196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为其肇始），研究者与读者愈来愈多。这种恍如隔世的场景，不知是否莫大的反讽？两方面情状的隔膜，以至后来日甚动荡时，乃有梁实秋写了悼念文章《怀念从文》，既说明消息的封闭，亦表明沈从文在海外受到的关切。及至八〇年代，海清河晏，沈从文首次出国，受到学术界和文学界的热情欢迎，荣至实归。不过，沈从文逝世后，国内媒体奇异地一时哑声，反而由境外的报纸首先重点报道和纪念（马悦然《中国人，你可认得沈从文？》：“作为一个外国的观察者，发现中国人自己不知道自己伟大的作品，我觉得哀伤。”），似乎让我们又想起了在临终前，家人问老人还有什么要说，他的回答是：“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