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冤不乐”，是王世襄先生经常喜欢说的一句北京老话，意谓为了自个儿的喜悦爱好，“简直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没罪找罪受”。如家里收藏近百件明式家具，不仅挤得活动空间锐减，且每年须花费如许多的精力和时间做保养，累得不得了；驯大鹰，“熬鹰”为重要一环，六七夜不能睡觉，右臂架着鹰满大街遛达，到茶馆与同道神聊，再接着遛，至天亮之后有人接班为止。另如漆器、竹刻、古琴、烹饪、养蛐蛐儿、种葫芦、驯獾狗等种种，莫不是“不冤不乐”之谓。田家青作为老先生的入室弟子，写《和王世襄先生在一起的日子》，亦记载了自己之“不冤不乐”：为练就超群的木工绝活儿，无捷径可走，付出的代价是，“关节肿大，双手伸平，十指如同患帕金森症一样颤抖不停”。所谓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谬矣。

    田家青写这本回忆录，让我想起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那种温文且温暖的师门受教在在使人怦然心动，或许因为此种场景或氛围愈来愈稀薄而少见，如今只能于追忆中缅怀了。王世襄与田家青的师徒关系，并非如今高校、研究院里导师和研究生的形式，约略有些像传统的“学徒制”，不是固定式的授课，多随意自在的言传及身教（当然全无旧式的半剥削人身依附），不拘行迹，不拘时间地点，且无学艺的期限，作为入室的弟子已然融入恩师的生活中，绵延数十年。这种手工作坊样的带徒法，距离我们已经太杳渺了，若详加审视之，或有陌生感的启悟亦未可知。

       田家青结识王世襄先生是在1979年，而为王先生所接受却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已是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不管是苦学英语写明清家具的英文学术论文，抑或苦练木工实践能力至如患帕金森症，“无疑有助于他（王世襄先生）对我这个人的整体评估”。而有资格进入师门，其标志往往体现在一些小事上：如有一次田家青说起一件瓷器上的款识形式，念为款识（shi），王先生忽然打断他，郑重告诫：“哦，记住，以后这个字在这里别再念‘shi’了，应该念‘zhi’。这个字有两个不同的发音，意思完全不同。”田家青不解，因为很多人都这么念，王先生说：“不对，不是大家都念错！以前我没纠正你，你也用不着纠正他们，往后当着他们就别念这个‘识’字，直接说‘款儿’就行了，犯不着跟谁较这个真儿。但在真正的学者面前和正式场合里，一定不能念错，这一个字儿并不简单。”风起于青萍之末，细微处方见真确。

       田家青对王世襄的“不冤不乐”，显然是习得颇深。他的专著《清代家具》，成于商品大潮蜂起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别人都在想方设法挣钱，他却沉下心来卖苦力做研究，单单近千件明清家具的照片，拍摄就花了十几年时间，“这种干法（或称之为这种‘玩法’更为确切），不仅花光了本人所有，连夫人留学回国，节省下来的一些积蓄也搭了进去。”（王世襄为此书做的序所言）另有一个有趣的插曲，田家青不擅烹饪，总被王先生“踩咕”说他做饭不及格，于是下定决心做出一样独特的食物来“雪耻”，最后选定芝麻烧饼：“以攻科研课题的方式来专门研究一下做烧饼”，精心选择芝麻、芝麻酱、面粉、盐、花椒，甚至专门改造了一个铁皮小火炉，以酒撒拭，果然一举成功。“不冤不乐”的精神，所在皆是也。

       王世襄对艺术品的赏鉴，有一些有趣的词：“景儿”、“味儿”、“神”。绘画有“景儿”，器物有“味儿”，书法有“神”，这是一种评价标准，与技术派判然有别。技术派斤斤计较于一些“招数”，抱着一个器物翻来覆去地又照又看，与自己牢记的“招数”按图索骥去对，符合即真，不符即伪，振振有词，认为是确论。王世襄有篇文章《望气与直觉》，提出“望气”说，是另一种境界。田家青体会，王先生自小涉猎传统文化，“融会贯通，捕捉到了这些器物间内在相应的联系和时代精神，找到历史脉络，因此能站在高端，不是着眼具象，而是放眼宏观，对各类艺术品和鉴定品加以审视判断，透过器物的表象看到时代特质和艺术水准两个本质”。作伪者可以在细节上做技术造假，但无人可以造假历史，王世襄的“望气”说看似玄奥，其实奠基于唯物主义的客观之上。这种对于“精神气儿”的琢磨及领会，显然是田家青在师门的极大收获。

       应该说，王世襄先生的学问，包罗百般，非常人可及，这有时代交汇的因素，亦有个人天分的因素。田家青是很努力的弟子，但在如此贫瘠的一个时代，他在师门能够习得的学问仅为取湖泊中的一瓢饮而已。王世襄在明式家具、古代绘画、漆器、雕塑、竹刻、古琴等领域，乃至养蛐蛐儿、种葫芦、驯獾狗、放大鹰、品鸽哨等“玩意儿”诸多方面，均有精深的研究或玩赏，堪称“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作为入室弟子的田家青，主要学习古典家具研究，其余大抵未接触，想来王世襄必不会藏私，只是弟子的能力未及矣。于此，我们只能慨叹许多事物都在进化，但个体之于学问的涵养并非与时间的推移成正比，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体。如此看来，这一册师门受教记，既记录了王世襄先生的朴实身貌与弟子的孜孜努力，亦留下更为多元与含混的思虑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