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樋口一叶的《青梅竹马》（另译《比肩》），不禁有些讶异：首先是因这位日本女作家写得实在好，对时代浮世绘的铺陈，对少男少女微妙心理的把握，时有神来之笔；再有于读的过程中，有意味的熟悉之感不免泛出。这种感觉关联着一位中国作家的作品——汪曾祺的《受戒》，其与樋口一叶的《青梅竹马》，在主题的选取，人物身份的设定，以及写作方法上，都有着暗中的款曲相通。《青梅竹马》初刊于1895年，《受戒》写于1980年，相距85年；我阅读过汪曾祺几乎所有文论及随笔文字，未见提及樋口一叶与《青梅竹马》（虽早在上世纪一〇年代，苦雨斋即介绍过樋口一叶，但此篇作品最早的汉译至六十年代方出版），因之不能确定汪曾祺是否看过这篇小说，亦无法获知有无受其影响的可能。自然，更有一种可能是，两位小说家立足于本土，于创作思路上的不谋而合。我查阅了一下，似未见有将这两篇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重要作品并置辨析的文章，所以做一尝试，或许予人启发亦未可知。

    《青梅竹马》和《受戒》，主旨都是写少男少女的欲语还休的初恋，即使相隔近百年，那种东方式的含蓄，仍令人感觉其相似之处。有意思的是，在男主角的身份设定上，都与“小和尚”脱不开干系。《受戒》里的明海，“在家叫小明子。他是从小就确定要出家的。他的家乡不叫‘出家’，叫‘当和尚’”；《青梅竹马》里的信如，是龙华寺方丈的儿子，“这孩子是注定要换穿黑沙法衣的，他的头发还不知能够留到几时哩”。《受戒》就是以明海如何“受戒”为时间线的，到善因寺烧戒疤也就是故事时间的终点；而《青梅竹马》的结尾，“日后她无意中听说：在她拾花的第二天，信如为了求学穿上了法衣，离开寺院出门去了”。

    在对寺庙及出家人生活的描绘上，《青梅竹马》和《受戒》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而这些特点，颇为出人意表。《青梅竹马》中，“龙华寺方丈越是发财，也就越发福，他大腹便便，脸上泛出既不像桃花又不像樱花的红光，真是无法形容的好气色”，更超出我们想象的是，这个和尚是有老婆的，且生了一儿一女（信如即为其子），出家人当到这个份上，真是出家如在家。而《受戒》，既有忙于生意、整日算账的和尚，也有娶妻生子的和尚，“他老婆每年夏秋之间来住几个月，因为庵里凉快”，“仁山、仁渡叫她嫂子，明海叫她师娘”。《青梅竹马》里，和尚利用寺院门前空地摆摊，赚钱要紧；《受戒》里，和尚们直接在大殿的饭桌上赌牌，消遣为要。当然，《受戒》中有一招极狠，是《青梅竹马》中的和尚所不及的，也就是在寺庙里杀猪，“一切都和在家人一样，开水、木桶、尖刀”，老和尚虔诚地念一道“往生咒”，“三师父仁渡一刀子下去，鲜红的猪血就带着很多沫子喷出来”。

    而《青梅竹马》和《受戒》之“气质”最为相通的地方，是在叙事的同时着重对地域风俗画卷的铺陈。汪曾祺说，“我以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我的小说里有些风俗画成分，是很自然的”。虽未见樋口一叶有何创作谈，但她类似的思路在《青梅竹马》中清晰地现出，小说一开篇，即对大音寺前巷这个“红尘闹市”做一详尽白描，使我们于十九世纪晚期东京花街柳巷的风貌有鲜活的认知。风俗画卷的描绘须注意一点，即“不能为写风俗而写风俗。作为小说，写风俗是为了写人。有些风俗，与人的关系不大，尽管它本身很美，也不宜多写”（汪曾祺语）。于这一点上，樋口一叶有着小说家的本能，她的描写都是为了对人物有烘云托月的用意，虽用笔奢侈却不耽溺，最终仍是要指向人。《受戒》中，汪曾祺写放焰口，写盂兰会，写“飞铙”，饶有趣味，看似闲笔，其实并不离终究要受戒的明海小和尚生存的环境，“物”中是有人的。樋口一叶、汪曾祺都是深谙小说书写中的闲适冲淡之道的，将人放置于时代的风俗画卷中，有一种独特的美在里面，不是其他写作方式可以取代的。我想，这种写法，樋口一叶应该是受本国的浮世绘之启发，而汪曾祺也说，“十六七世纪的荷兰画派的画，日本的浮世绘，中国的货郎图、踏歌图……我都爱看。讲风俗的书，《荆楚岁时记》、《东京梦华录》、《一岁货声》……我都爱看”，可以看出他们风格的渊源所在。

    在对初恋的微妙书写上，《青梅竹马》和《受戒》都体现出东方式的含蓄、暗示、欲语还休来。且有意味的是，两位小说家均借助于某“物”来达成自己的初恋故事中最精彩的书写。《受戒》是用脚印，“她挎着一篮子荸荠回去了，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下一串脚印。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这小小的脚印将小和尚的心搅乱了。而《青梅竹马》用的是一根红绸条，信如经过心仪的女孩美登利家门口，不小心踩断了木屐趾襻儿，低头侍弄，美登利想给他绸条系上，又不敢，只好悄悄丢给他，“信如惆怅地回头一看，自己的脚旁落下一块红友禅的绸条，像是一片美丽的红叶一样，已经被雨水打湿了”。红绸条的“愁肠百结”整整花了一节的篇幅，最终也没捡起来，几乎含蓄到了极点。汪曾祺、樋口一叶不约而同采取这种写法，我想也有着古中国传统文学的潜在影响，那种借物寓情、柔情婉转的悠远流传，实在已进入后世人潜藏的文化基因里。汪曾祺自不待言，而樋口一叶在小说中也经常会冒出诸如“杨家有女初长成”的唐诗句子来，可见对汉文化的熟稔程度。

    同是初恋的主题，名篇佳作不在少数，《青梅竹马》、《受戒》为东方式思维，而屠格涅夫的《初恋》、茨威格的《一封陌生女人的来信》，那种隐忍中的激烈、宛转中的执拗与前者相映成趣，“西式点心”的味道之分别大可咂摸辨别。相异空间与时间中的作品，存在着某种暗中的脉络相通或分庭抗礼，细加思量确是一桩有意味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