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8日凌晨(北京时间),作家莫言走上瑞典学院演讲厅讲台,面对各国媒体与现场听众,作了题为《讲故事的人》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他延续了自己一贯的风格,藉经验说话,以亲历的故事坦陈自我的人生历程与文学观念,将苦难与人性的纠葛阐释得淋漓尽致。这与莫言以往的言论是一脉相承的,我们从《说吧,莫言》这本访谈录中,可以看到诺奖演说里的许多故事都是莫言曾经讲述过的,同时对国内舆论之于他的争议,莫言也自正面或侧面进行了解释与回答。“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这是讲故事者莫言的信念,亦身体力行之。
对于自己在华语作家中所处的位置,莫言显然具清醒的认识,“我心里也很清楚,中国作家中写得好的成群结队,能够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也有很多,我是很幸运地得这个奖”。而在国内作家中,为什么是莫言,不是别人?从创作水准而言,与莫言写得一样好的还有贾平凹、王安忆、余华等,在我看来,贾平凹的创作实绩甚至在莫言之上。但为什么诺奖选择的是莫言?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评委会的颁奖词:莫言“将幻觉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到一个出发点”。莫言小说的特点首先是很土,乡土气息很浓,但同时也很洋,在于他的表现手法,有魔幻现实,有荒诞,有文体拼贴杂糅;很洋气的写作手法去表现极乡土的内容,对外国读者而言,是既新奇,又少了理解与接受的隔阂的。而其他的中国作家比如贾平凹,作品极好、极厚重,但很难想象外国人能完全读懂他的《秦腔》、《废都》、《古炉》,那么本土化的内容,那么中国式的书写手法,大约是只有中国人自己可以领略其中的好处的;至于翻译,如果有人着意译贾平凹的《秦腔》,如何措手,意想中的难度大得令人止步。定居瑞典的中国作家陈迈平曾谈起王安忆作品的翻译,“王安忆的语言风格就像工笔画,很难翻译”,西方人对精雕细琢的中国作品,不太容易接受。而莫言的创作根源于他生活的故土山东高密,民间性极强,也受文学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与威廉·福克纳的影响,这在西方人看来显然是比较亲切的,也就意味着,他们从莫言这里,既看到了中国,也看到了他们自己文化的折射。而且最近这十多年中国作家的作品进入海外,最有影响力的当属莫言,他的小说的翻译语种和数量是最多的,读者和研究者也超出了其他作家,这对莫言能进入诺奖评委会的视野显然是十分重要的。
莫言从根底上来说,是一个踏踏实实讲故事的人,他很少涉及理论与概念,而是直接贴近鲜活的生命。以他自己的话讲,“作家有两种,一种是学者型,还有一种,像台湾说的,叫素人作家。我更多地还应该是素人作家,靠灵性、直觉、感性和生活写作,不是靠理论、知识写作”。我们看莫言的小说,能感到那活泼泼的生活与生命的汁液几近溢出,大量触类旁通的通感与比喻,奇幻的形象与语言,呼之欲出,与概念无涉,而是直逼生命的本真。众所周知,莫言深受加西亚·马尔克斯与威廉·福克纳的影响,而据莫言的自述,他最初读《百年孤独》,读了头几章就警醒到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放下不看了(直到多年后要见加西亚·马尔克斯,才重新拿起读完,且发现大师的笔力不继处);对福克纳的阅读,亦大致仿佛。他在诺奖演说中再次言道,“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这也就意味着,莫言并非一位书斋型作家(读万卷书不是他的必需),理论或知识可以触发他的想象与灵感,但并不能构建他的创作本身,这一种讲故事的天赋,恐怕是仅凭书本学不来的。看莫言的诺奖演说,一个故事连接一个故事,连绵不断,大约是历届百余篇诺奖演说词中可读性最强的了,而这许多故事组合在一起,达到了他所要做的阐释及隐喻,符合莫言最真实的想法,也是他作为讲故事的人的本分。
莫言的故事,来自山东高密东北乡,讲述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莫言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写农村是一种命定”,“故乡是一条永远流动的河”。莫言的创作与许多作家相比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同样写故乡的故事,有的人写若干部就没了,或硬写也会质量下滑,显出生造的痕迹;而莫言,写了三十年,仍旧生机勃勃,远未到达穷尽的边缘。这其中的缘由,大概即是生活经历与情感经验如何转化的问题,若纯粹将生活经历作为素材,自然有耗尽的一日,但如果将情感的经验接通现实的生活,那将形成一个没有边际的故乡。莫言说,自己小说里的高密东北乡与真实的高密东北乡不是一回事,这是“一种文学的情感的反映”。因之,我们看到莫言从书写自身的故事(《枯河》、《透明的红萝卜》)开始,延展至亲人、乡邻(《红高粱家族》、《生死疲劳》、《蛙》),直至百年前的高密东北乡(《檀香刑》),他将经历的死水变为情感记忆的活泉,于是一切便汩汩流动起来,那“邮票般大小的故乡”可扩展至无限。
莫言强调自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现代的说书人”,即标志着将自己的文学血脉定位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上,蒲松龄为代表的古典文学是他的根源,而西方文学则提供了启示的意义。这是莫言对诺奖颁奖词的阐释(“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到一个出发点”),亦在做自己的微妙调整,因为他知道,只有故土才能承担起自己的文学王国的所有负荷与荣光。
莫言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今后的岁月,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那我们将静下心来,乐于听到一位现代说书人的新故事,因为这其中饱含着对故土的情感,以及于人性地不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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