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城版的“先锋长篇小说丛书”，出版于1993年，有余华《在细雨中呼喊》、格非《敌人》、苏童《我的帝王生涯》、孙甘露《呼吸》、北村《施洗的河》、吕新《抚摸》等六种（后又增加若干，但其实已不属先锋作家的序列，暂不论）。此版本均为这些作品的首版，首印之后加印一次（封面亦更换），量不算大，如今大约不常见了。名为“先锋长篇小说”，事实上此时先锋文学已是强弩之末，临近煞尾了；成规模地推出，别有况味，既是集体亮相，亦为默然告别。而这些作品其后的命运，各自不同，追寻一下或可看出书册在人世间的浮沉运道。

    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应是时隔近二十年后生命力最健旺的了，自花城版之后，版本众多，有作家版、上海文艺版、南海版等，销量虽不及《活着》，却也不错了。这部作品在《收获》杂志初刊时名《呼喊与细雨》（与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的著名电影同名），出单行本时更为今名。如果说《活着》是余华的转型之作，那《在细雨中呼喊》即此前的前奏曲了。余华早期作品是冰碴子般的冰冷与残酷，充满愤愤与挑衅，《在细雨中呼喊》仍有此种情绪的延续，但我们明显感觉到叙述方式的某些调整，及温情的潜行。连接起此后的短篇《我没有自己的名字》、长篇《或者》，其脉络就十分清晰了。

    格非的《敌人》和孙甘露的《呼吸》，版次都不多，首版之后，前者有中国社科版，也曾收入作者的文集（江苏文艺版），后者有上海书店版、东方出版中心版（其实还有一个更名为《像电影一样恋爱》的版本，莫名其妙的书名，显为书商所为）。格非以叙事空缺成名，在其首部长篇中亦惯性继续习用，不过问题在于，一种精致的叙事技巧用于中短篇，见其悬念与精美，固然不错，但如果置于长篇，如此单纯的叙事动力如何撑得起来？我的阅读感觉是想起一句西语，“播下了龙种，收获的是跳蚤”，未免得不偿失。《呼吸》相对孙甘露的中短篇，好读许多，毕竟那种繁复华丽、晦涩莫名的笔调局限性太大，长篇终究是需要情节的，不能恣意过甚。但绕且如此，这部小说的阅读难度仍是不小，似乎将普通读者尽数屏蔽了。《敌人》和《呼吸》，其后的命运有相似处，版次少，问津者亦少。格非这几年写了《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三部曲，显然是要与早期的创作划清界限，《敌人》是真正的“少作”了；孙甘露自《呼吸》后，渐渐停止小说写作，偶尔写点随笔，如今更是只在沪上文化圈以清谈者的姿态出现了。

    苏童的小说，总是让我想起“哀感顽艳”这个词，《我的帝王生涯》这种虚拟历史小说亦不例外。花城版之后，有作家版、上海文艺版、长江文艺版、北岳文艺版，亦被收入作者的文集（江苏文艺版），版本是较多的。苏童的长篇中，历史题材的有三部，除《碧奴》外，均以帝王为主角，不过一为虚构皇帝“我”，另一为写武则天的《紫檀木球》。说起后者，有一或被人遗忘的轶事，即当年导演张艺谋欲拍关于武则天的电影，征召四五位作家来给他写小说（终了亦未拍成），大概是苏童、格非、须兰、北村等，于是有了文坛一景：短期内出现了好几部同题材的长篇，可发一叹。而我竟有闲工夫挨个看来，得出结论，苏童并未失去水准（格非的最弱，不提也罢），尽管是被征召的命题作文。

    北村的《施洗的河》、吕新的《抚摸》，花城版之后，版次极少，前者有上海文艺版，后者似未见别版，可见其落寞的运道。北村在《施洗的河》中，将自己的宗教情结发挥到极致，人的善与恶及宗教的救赎完全地交融在一处，是他写完做路径的必然，亦是文坛的异数，但知音的多少恐是个疑问了。吕新的《抚摸》延续其晦涩的写法，但读者的匮乏大约是其作品最大的尴尬了。如今，北村许久不写小说了，吕新偶见作品，属于他们的时代似乎已过去了。

    “先锋长篇小说丛书”中的作品，均为这些小说家的首部长篇，其时亦为先锋文学的收尾阶段。昔日先锋文学的叙事颠覆、观念革新，到了这个阶段已有疲乏之态，作家们虽未完全放弃早年的标识，但都在做暗中的调整，为转型做相应的准备，“先锋”的丛书，似乎在为脱离“先锋”进行预演。自此观之，这套丛书于作者及读者，均有历史的意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