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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均记载，赤壁之战前夕，刘备被曹操的兵马追击，节节败退，路过襄阳时，诸葛亮劝他攻击刘琮，荆州可取，刘备说：“吾不忍也。”玄德的仁义，这可做个明证。不过认真思量，拿下襄阳固然不难，但曹操大军即将席卷而来，如何去守一座孤城呢？这计谋似乎有点儿“馊”，依孔明先生的谨慎性格与过人才智，能连这么明显的事实也看不出？若接着往下推论，这其中的问题恐为信史的不“信”，为给刘备添点光彩，信手编了几句，不过编得不够圆，犯了逻辑的错误。这是史学大师吕思勉的“文本细读”功夫，随手拈来，举重若轻，小处指谬，大处契领，《三国史话》即为如此的一本书。三国的故事流传之广，大约是中国漫长历史中普及程度最高的一个阶段了，但也正因为此，谬误的传播亦极广。吕思勉说，研究历史，倒还不重在知道的、记得的事情的多少，而尤重在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就此而言，《三国史话》极难得，学术大师愿放下身段，为普罗大众写本小书，让我们看到历史迷雾后的不确定与多元性。

    研究历史，时时如探案。如魏延之事，不论是史书抑或演义小说，都坐实了他在诸葛亮死后即谋反的罪状，但这一事件中漏缝甚多，吕思勉一一条分缕析：诸葛亮病危时预定退军计划，是要传给全军的，岂能置先锋军于不顾？如果魏延真要造反，杨仪便有剿灭反叛的大功，回蜀后怎会不重用，反而架空实权？若一件案子中不合情理处比比皆是，那只可能是某些事实被掩盖了。魏延已死，无从剖白，胜利者自可编造于己有利的证词，不过以谎言去遮掩，终究会留下太多的马脚。另有如曹操杀伏皇后一事，《三国志》记载，是因为伏皇后写信给父亲伏完，说了很多怨恨的话，后被发现，导致为曹操所杀。吕思勉从曹操的性格与地位上去分析，这样一个雄才大略的人，岂会怕人家骂？骂几句就把人杀掉，那得杀多少人呢？再说因这样一件小事杀掉有重要且敏感身份的皇后，得不偿失，政治家是做不出来的。《三国志》注引《曹瞒传》，说伏完一族因此事被族诛几百人；但事实上，伏完死于建安十四年，是这件事五年之后了。这样的漏洞显示了整件事的编造痕迹，吕思勉推论，伏皇后的死多半是卷入一场政治阴谋中，但事已不传，会有现在的说法，一是为伏皇后回护，再是抹黑曹操。稍举几例，可见出吕思勉的“探案”功力，大师的信手拈来，轻巧自如，其根基扎在对史料的极为熟稔与非凡的见识上，于表面无疑处有疑，剔抉杂芜，矫正谬误。

    吕思勉的研究思路与方法，给予我们极大的启示在于史书的不尽可靠，须睁大眼睛辨识之。《三国志》、《汉书》、《后汉书》流传甚久，名声极大，但在认真的史学家眼中，错漏处处，一定要细心明辨。这些谬误或者由于作者不能识别，将错误的材料收录了进来，或者干脆就是作者出于偏见，对史料进行歪曲、篡改，乃至编造，流传后世。揆诸三国历史，正史已是谬误不断，再经过演义小说的肆意发挥，以讹传讹的东西就流传得更广了。这其中，最大的受害者当属曹操，许多污水都泼向他，成为反面的“箭垛式”人物。吕思勉著文为曹操辩诬，当是近代以来做翻案的重要声音之一。

    研究历史还应有深远的全局观，这种洞察力我们可以在《三国史话》中处处看出。吕思勉探究关羽失荆州，近而言之，的确是关羽刚愎自用的错；但总体揽观，刘备的急于吞并刘璋才是潜伏的远因，刘备急功近利、心机太过，不愿替刘璋扫清北患，倒替曹操腾出了平定关中与凉州的时间，马超、韩遂皆失败，最后变得自己没有援手，只好独当大敌，“于是不得不令关羽出兵以为牵制，而荆州丧失的祸根，就潜伏于此了”。而后来刘备讨东吴之失败，亦根源于此，“吴蜀的兵力，本在伯仲之间，荆州既失，断无如此容易恢复之理。旷日持久，就转招致猇亭的大败了”。历史中的事件，从来就没有孤立而存在的，总是环环相扣，前环压着后环，或一因多果，或一果多因，蝶翅的轻轻一扇，惊起多少风暴。

    《三国史话》写作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难免也有对其时时局的关注。如“司马懿如何人”、“司马氏之兴亡”、“晋代豪门斗富”，都可看出吕思勉的意有所指，讨论特务手段、恐怖政策等，影射所在一目了然。作为严谨的历史学家，吕思勉谨守着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规范，但面对腐败糜烂的现实，也不能不借古事加以讽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