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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物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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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画造梦者的坚执与游移

(2012-05-01 10:4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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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书评

 

 

    于许多人而言,光影明灭间,仿若一别样的梦幻世界。而这一世界的创造者,通常非个体单枪匹马可完成,总是要有导演、编剧、演员、制片人、摄影师、配乐等各个工种分门别类,本分工作,做成一部映画作品。有此特殊性,导致电影行当时常兴起作品由谁主导的争论,这许多年来,也就有了“制片人中心制”、“导演中心制”、“演员中心制”等各种显规则或潜规则。而法国新浪潮理论家提出的“作者电影”,正是对应着“导演中心制”,这一论点强调电影导演是主要创作人和最终定稿人,导演要对作品有绝对的控制力。既为“作者”,其映画就意味着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烙印,识别度很高;对自己的创作理念有着一以贯之地坚持,而非旦夕之间的闪转游移。以此论之,华语影坛有多少造梦者可称得上“作者”?泛泛而谈,不免空疏无边际,不妨以近期出版的一些关于华语导演的研究著作或自述(创作手记)为例,给迷影者一究其内里的机会。

 

    张艺谋是一位无须附加简介的人物,关于他的争议也从来没有停歇过。《张艺谋的作业》确是一份“作业”,是其在陕西国棉八厂和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两个时期的摄影习作,那是希望做一名摄影师的他留下的过往足迹。后来张艺谋投奔了电影,以动态的画面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我们从这些静止的泛黄图片中,是不是亦可窥得以后张氏的映画风格?张艺谋总是给我们以困惑,为什么一位拍出《红高粱》、《菊豆》、《活着》的导演在以后的岁月会出产《英雄》、《十面埋伏》,乃至炮制撤除了底线的《三枪拍案惊奇》,最近又忽然拍出了《金陵十三衩》?他的闪转游移之大,令人难以置信,无奈中只好以投机者称之。《张艺谋的作业》中有他的自述,对自己的过往和梦想的回溯,他早年的生活很苦,来电影学院求学也背负着沉重的现实和心理压力,“我总觉得,梦想是很入世的、很具体、很现实的,梦想是你在某一个生存阶段,可以做点什么改善自己的状况,梦想是最切实的想法,它不能在天边,因为它无法作用和影响你的行为。”这些都是真心话,很实在,似乎可以解我们以往的一些疑惑,张艺谋可能并无意做一位超凡脱俗的创造者,他更多的是一名踏实勤恳的手艺人,他的“游移”并非背叛,只是因为其梦想不在天边,只在眼前而已。

 

    而胡金铨导演显然是从不满足于自己停留在“术”的层面,他对“道”的追索是一以贯之的。董桥曾说,“在他的电影语言的阐释下,萧萧风过之处,摇荡的芦苇丛中,依稀拂不掉千年的民族孤寂。”我们想《大醉侠》的鼓乐丝竹声中金燕子在石桥上的出场,《龙门客栈》正邪双方于封闭空间的对峙角逐,《侠女》的竹林之战以人为毫墨尽情挥洒飘逸与凌厉,《山中传奇》清晨雾霭弥漫间水流潺潺宛如水墨画,如许有中国气派的作品虽不好说空谷绝响,但斯人已逝难以再求却毋庸讳言。《阴阳界——胡金铨的电影世界》一书,有意味之处就在于拈出一个悬置的“中间世界”,读解胡金铨电影创作所透露出的精神困境,虽无“四郎探母”般背叛与救赎的撕裂,但疏离与不可求的纠葛却是昭然的了。胡金铨生于北平,移居香港,后又赴台湾工作,其所处时代正是大动荡、大裂变的乱世浮生,国家不得统一,知识分子备受摧残,文化记忆与想象饱受抑制与拘囿。在如此的背景下,如胡金铨这样的知识分子拣尽寒枝,无所栖身,实体的家国难觅,文化中国图景大约即为最佳的去处,这也是胡金铨自《龙门客栈》、《侠女》、《迎春阁之风波》向《山中传奇》、《空山灵雨》过渡的根本原因了。我记得看他的最后一部作品《画皮之阴阳法王》,不禁暗自慨叹是否廉颇老矣抑或创作处处受制,唯见吉光片羽的段落,却难以看到整体的华彩;不过这仍是一种“伟大者的失败”,因为胡金铨作为思想者的求索依然始终如一地倾注在影片中,他对文化家国的构筑从未停止。在这种意义上,有缺陷的寻梦人要远远胜于圆滑讨巧的碌碌之辈。

 

    相较于胡金铨于明季乱世中的悠远寄寓,杨德昌是专注于台湾都市的社会学派导演。他作品不多,却部部够分量,《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恐怖分子》、《独立时代》、《麻将》、《一一》等,以冷静的缜密思维与镜头语言,勾连起台湾几十年的社会生态。杨德昌不仅在华语电影界,且在西方亦有很大的名声,否则也不会劳法国《电影手册》前主编让-米歇尔·付东来编《杨德昌的电影世界》,付东逐一解读杨的作品,自有独到之处,且对影迷而言,是一套完整的资料立此存照。在诸多回忆与访谈文章中,有一篇是马丁·斯科塞斯写的,“不论是光影、色彩、人物还是人物周围的城市生活,都能在他的镜头中互相协调配合。”我们可以猜测,斯科塞斯对杨德昌的关注,或许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意味,因为他们都是电影导演中的“社会学派”,《出租汽车司机》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似乎表面差别极大,但细究内里,却有让人会心的相通之处。

 

    据说,姜文当年拍《鬼子来了》,先研读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著作《菊与刀》,这样的轴劲儿,不是一般人做得来的。导演姜文,前期拍片“阳光”和“鬼子”,被“Stop”十年,卯足了劲,拍《太阳照常升起》,没想到票房失利,还闹了个“观众看不懂”的名儿,随后的《让子弹飞》是雪耻之作,扳回一大城。《长天过大云》和《骑驴找马》是记录后两部作品诞生的文字档案资料,内行人知道,“太阳”和“子弹”的意象和思想是并驾齐驱的,按姜文的话说,“我只能把《太阳》翻译成《子弹》,给大家再放一遍,翻译翻译什么叫惊喜,就是这么来的。这个惊喜都不懂?那翻译翻译吧,翻译成一百万银子。”姜文显然是个轴人,他作为导演是有情怀的,四部作品均元气淋漓,那股“来劲儿”捂都捂不住,要溢将出来。我们很好奇,他接下来还能捣鼓出什么呢?

 

    让人欣慰的是,即使电影日益在“杂耍”的边缘处摇摆,但总是有痴迷的电影人执着于自己的梦想,倾注自己的情怀,为电影这门年轻而衰微的艺术添加不可缺少的活力。在工业化的浪潮席卷之下,映画的造梦者经常处身于首尾两端的钢丝上,如何处理好平衡是颇费思量的,考验着其智慧与坚持的耐力。我们关注着他们坚执的寻梦与冀望,并想说的是,任重而道远,祝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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