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道德标准在文明国家之中基本是相同的，但是，各个国家的人民对于实践道德的方式却是常常不同的。在这方面，中国人与美国人有很大的不同。美国人做任何事都是极为务实的，也是非常讲究法律与效果的。美国人的法制观念似乎已经渗透到了他们的血液与细胞之中。中国人往往更注重感性，更注意表象的东西。举例来说，如果中国的小孩子跑到街上，被车撞了之后。人们的矛头会一齐对准肇事的司机，如果肇事的司机怕承担责任选择逃逸，更加成为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司机肇事逃逸固然不对，同时也违犯的法律和道德准则。

     但是，平心而论，究竟谁是伤害孩子的凶手呢？谁应该负起更大的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呢？显然，应该是孩子的父母，他们也与肇事司机一样，应该承担法律和道德的责任。然而，在中国，这种不负责任的父母却往往受到人们的同情，仿佛他们是最大的受害人。

     在美国，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首先受到公众强烈谴责的一定是孩子的父母，他们并且为此要身受牢狱之苦，法律是毫不留情的。因此，美国几乎没有小孩子在社区或者在街上单独被撞的事情发生。可见，对于不负责任的父母进行法律制裁是极为重要的，也是效果极好的。

     我在美国曾经发生过一次车祸，亲身经历了生死的考验。然而，最深刻的印象以至于终生难忘的便是美国人的法律意识、公民意识和专业意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我从居住的公寓骑车去学校。住处与学校大约一公里的样子，骑车是最经济和方便的。虽然也有公共汽车在这条线路上行驶，但是，美国的公交车的间隔实在太长，在一般的城市，几乎没有多少人选择公交车出行的。

     当时是上午九点钟左右，美国的天总是很蓝的，美国的月亮是否比中国的大，倒是没有观察过。通往学校的路是一条柏油路，是通往大学城的一条重要的道路，早上公路上的汽车还是不少的。道路的两边是排列整齐的、具有西班牙风格的建筑，多为二三层的公寓。这里面多数住的都是一些老人，也有一些学生租住在里面。

     那天，也许是因为心情太好，也许是命中有此一劫。在距离学校还有300米的路程时，路边的一所公寓的地下车库中开出一辆车，因为车库出来之后，就是马路，驾车的人是既不容易观察路面情况的。结果，汽车便将我撞到路中间，在生死存亡的一刹那，我本能地从路中间滚到路边，撞人的汽车倒是及时停住了，下来的是一位老妇人。她从车里出来之后，边静静地站在路边，并不上来说话。我想，也许这不是她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美国小镇上的行人是不多的，恰巧有两个美国女大学生步行经过，她们站了下来，问我需不需要帮助，我对她们说，我的英语不好，很需要帮助。她们中的一位，主动到路边的电话亭打电话报警，另一位则征求我的意见，是否需要救护车，我表示同意，她们立即又给急救中心打电话。这一切，她们做的非常娴熟。打完电话以后，她们并没有走，而是静静地站在路边。我那时还很清醒，因为到了美国已经近一年了，对于一些事物也比较熟悉了。我以为，无论在国内和国外，目击证人是非常重要的，她们的证言对于车祸性质的认定肯定会极有帮助的。我试图向这两个目击车祸现场的女孩说明，我是在正常骑车，没有过错，车祸的责任在那位老妇人。她们制止了我，说：“我们都看到了，我们会把看到的情况告诉警察，你不必说了。”

     救护车和警车几乎是同时到达的，救护车上下来四个彪形大汉，他们是专业的救护人员，既不是医生，也不是护士，见到我，二话不说，首先在脖子上套上了一个防护套，防止搬动过程中造成颈椎损害，并将我迅速地固定在担架上，这时，我便失去了自由。

     警察也是很快地询问双方的住址、姓名、联系方式、社会保险号，对于肇事的司机又记录了驾照和车辆保险情况。也记下了目击证人的证词，一切就结束了。我被送往医院，然后开始了漫长的治疗和索赔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