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越顶峰——格律诗（2）

唐诗无疑是中国古代诗歌的顶峰。我现在不可能全面分析唐诗的成就以及它成功的原因，还是围绕上面的标题，谈谈在唐代全面成熟的格律诗。唐代的格律诗有五言及七言的绝句、律诗，还有对偶句数更多的长篇排律。问题是，唐诗的辉煌，主要就在于其格律诗吗？

唐代的格律诗，为了与以前不讲这些格律（比如平仄）的诗相区别，当时叫作近体诗。以前的诗，例如汉魏的五言诗，对于平仄是没有任何要求的，作者完全是自由地去写。一首诗的句数更没有规定。唐人的格律诗，五言、七言，每句的字数绝对限定；绝句每首四句，律诗每首八句，也是绝对的规定。律诗中间的两联、绝句中的某两句，必须对偶。押韵有规定，平仄的规定更为复杂。不仅一句之中各个字的平仄有规定，前后句子之间还要互相配合。下句的平仄如果没有与上句的平仄按要求相配合，便犯忌，叫作“失对”；再下面的一个上句的平仄如果没有与紧上面的一句的平仄按要求相配合，也犯忌，叫作“失粘”。除过少数位置的字可平可仄外，多数位置的字，其平仄都是规定死的；违反了就叫“拗”。还有，一句诗末尾的三个字如果都是平声，被称作“三平调”，是律诗的大忌，绝对不能容许。

句子字数整齐当然也可以，也有它的好处；但杂言未尝不可以写出好诗。格律诗连一首诗的句数也严格规定死，显然不是多么合理的事情。一些句子必须对仗，所有的句子平仄必须严格符合规定，这些，自然有些太严格了，太注重形式了。严格符合这些规定，并且辞采也好，更重要的是内容要好，当然也可以成为好诗。比如唐诗中的绝句、律诗，的确有不少甚好的作品。但这些过分严格的规定，一定是有它的弊病的。

关于沈约最早提出的“四声八病”说，中国社科院的《中国文学史》就曾指出:“这种格律过于苛细，连沈约本人的作品也没有完全做到。” [1] 王力的《古代汉语》中指出：“初唐时，格律未严，粘的规律尚未确定下来，所以有少数失粘的现象，直到王维还是如此。杜甫的诗中也有个别失粘的例子，如《咏怀古迹》（其二）的颔联和首联就是失粘。至于对的规则，似乎确定得较早，所以在唐诗中极少失对的情形。宋代以后，失粘和失对成为大忌，更没有人犯这些规则了。” [2] 宋人遵守格律做的比唐人还好，莫非宋诗比唐诗还高一个等级？

杜甫已是盛唐后期的人，是公认最为讲求格律的人，可他也难于做到严格符合规则。格律诗违反平仄的规定，叫“拗”。杜甫有一首七律叫《愁》，题下自注“强戏为吴体。”萧涤非在关于这首诗的注释中说：“吴体，即拗体。杜甫这类七律很多，但这首的平仄，几乎全是拗的，所以特别标出。” [3] 杜甫都可以写出许多拗体的律诗来，看来太严格的规则是不好执行的。违反平仄的规定叫拗，如果能在后面一句的平仄上作相应的调整，便叫做“救”；这样，便算是可以允许的了。但王力的书中指出：“这种a型拗句也可以不救，如王维《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又如李白的《送友人》，同一首诗中颔联‘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也是拗而不救”。 [4] 这两个人的诗都是第一句的第三个字属于拗，但下一句并不救。也不是说大诗人就有违反格律的特权，我们只来公平地看着两联诗，虽然拗而未救，不合格律，但这几句诗难道有什么缺陷吗？难道我们非要诗人为了适应格律而换字，去影响诗的思想内容吗？

实际上，严格的格律，唐代人自己就无法都去遵守。关于平仄，有所谓“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的口诀，即一句诗中第一、第三、第五个字的平仄可以相对自由一些，而第二、第四、第六个字，则绝对要符合规则，不可违反。可是，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与郭锡良主编的《古代汉语》都谈到，有时候，一三五却不能不论，有的情况下，二四六也可以灵活。第一种情形，比如“在（丁）种句中‘平平仄仄仄平平’中，第五个字必须是仄。如果改为平，整句就成了‘平平仄仄平平平’，末尾连用三个平声字，叫做‘三平调’，是古风中特有的句式，在近体诗中诗绝不允许出现的。” [5] 在这里，第五个字并不能不论。第二种情形，在郭锡良所说的（丙）中句中，七言的第六个字可以不按规则用平声字，而改用仄声字，即出现拗。更值得注意的是，律诗第七句，人们常常在第六个字出现拗，而在第五个字来救，以至于王力的书中说：“在唐宋的律诗中，这种拗句几乎和常规的b型句一样常见；因此也可以认为不是拗句，而是一种特定的平仄格式。” [6] 诗的格律这样经常有例外，以至拗句可以被视为正常的格式，足以说明，严格的格律，本身就含有其不合理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