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成了一种艺术品（上）

三国时，曹操的儿子曹丕，在其《典论》中有一篇题为《论文》的文章，这篇文章颇受后世的重视。此文区别了四类文章，指出了它们各自的风格特征。他说：

    “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1]

曹丕在这里将诗、赋，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文学，与其他的文章区别了开来，指出诗、文学作品的特点是要有文采，要写得华丽。

再往下，曹丕更强调了文学的特别重要的地位。他说：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2]

这里的“文章”，专指的是文学作品。这几句话后来常常被人们所引用，直至今日，人们对这几句话可以说都是全盘肯定，赞不绝口。其实，这几句话对文学的重要性强调得有些过了头，而其动机，似乎也是值得商榷的。说文学是“经国之大业”，完全是一句大而无当的话。文学，对治理国家来说，并不能算是最重要的事情。要是搞好了文学就能管好国家，那么五代时南唐的后主李煜，词写得那么好，就不应该亡国做俘虏了。北宋的徽宗赵佶，极善绘画，与文学家一样属于艺术家，与李煜同样是亡国做俘虏。曹丕说这句话时，他还是太子。他一当上了皇帝，就千方百计迫害他的亲弟弟曹植，丝毫没有把曹植当作极富才华的文学家予以抬举、关照。总之，把文学夸大为“经国之大业”，实在有点轻率。说文学是“不朽之盛事”，对极少数的文学家来说，可以说其文学创作为他留下了不朽的声名，但称之为“盛事”，总觉得不见得很妥当。曹丕似乎易于从其太子、准皇帝的立场上来说话。实际上，人世间许多文人的境遇是相当可怜的。即使身处三闾大夫高位的屈原，他在写他的作品时，也未必是想要得到后世不朽的名声，更不可能把他的写作当做什么“盛事”。于此，就不必提及那些地位更低下的文人了。后面的两句话说得很清楚，曹丕认为，他在享尽“荣乐”之后，为了名传万世，才想到了文学的价值。总体看来，曹丕之重视文学，从根本上说，只是为了作者的名声。曹丕的这种说法，与文学真正的价值相比，几乎可以说是谬之千里了。

对曹丕这几句话的推崇，鲁迅可谓典型。中国现代的超级大文豪，又兼思想家与革命家的鲁迅，在其著名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 [3] 鲁迅的这几句话，也和曹丕的话一样成了经常被人们引用的名言。鲁迅以后的文学理论家，常常把上述曹丕的话和鲁迅的话结合起来引用，又特别重视鲁迅所说的“文学的自觉时代”一语，热烈欢呼文学从哲学著作、历史著作、政治著作中独立了出来。现在的学者们基本上都认为，文学就是文学，其唯一的目标就是追求艺术美，也就是鲁迅所说的“为艺术而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