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陶渊明出仕的分析

陶渊明四十一岁离开彭泽县令的职位后，至六十三岁去世，再没有出来当过任何官职。以后的事暂且不说，只说以前这几次做官，究竟出于什么原因。《归去来兮辞》的序里说他是因为家贫才出来做官，也就是说做官全是为了领薪俸。沈约主编的《陶潜传》里写道，陶渊明曾向人们说，他“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即想当个县官积攒些钱将来好隐居。这些传里的一些话未必都可靠，而且道理也不大通。真正以隐居为高尚视做官为龌龊的人，那别说八十多日的县令，即便八天的县令他也会坚决不做的。况且，陶渊明还几次在重要人物的军幕里做事。袁行霈关于陶渊明的出仕分析过：“陶渊明出仕做官，不到别处，恰恰入了荆州军府桓玄幕中，又入了北府将领刘裕幕中，接着又入了北府旧将刘牢之的儿子刘敬宣幕中，这难道是偶然的吗？陶渊明既选择了东晋政局最动荡的时候，又选择了最足以影响东晋政局的两个军府，这说明他还是关注于政治，并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虽然他一再说因为亲老家贫不得不出仕谋生，但这只是一方面的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这八年并不是他最贫穷的时候，并没有穷到非出仕不可的地步。要出仕也不一定非往政治斗争的漩涡里跳不可，荆州和北府是什么地方，他不会不知道的。荆州的桓玄和北府的刘裕是动荡时局的导演人物，他在桓玄幕中至少有两年，曾为之出使京都；在家丁忧未满三年就东下赴京口做了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任刘敬宣参军时，又为之进京上表。这都不是一般的任务。” [1] 这些都说明，陶渊明的确是想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也就是说想干一番大事业的。桓玄篡位了，他不再支持桓玄，显然有他的政治态度。离开刘裕的原因说不很清楚，不过李长之说：“他的出仕是正常的，归来却是不得已的。” [2] 这原因主要就是，陶曾长期在桓玄手下做事，现在刘裕得势了，对以前跟从桓玄的人，是不会很放心的。李长之认为，从陶渊明的《感士不遇赋》来看，显然是有他自己的感慨的，他感慨的就是他的从政之途不能顺遂人心。我们也可以从另一方面来看，乱世正是出英雄的时候，可是按陶渊明的性格，连同他在政治方面的才能，他不是他的曾祖陶侃，他也成不了乱世中的英雄。而退隐，也由于他的本性，他喜欢自由散漫、无拘无束的生活。他后期坚持隐居不仕，也有他看不惯当时（刘裕得势）的政治状况的原因。陶渊明是有基本的政治态度的，这态度很可能就是向往晋室皇帝统治下的安定的政局，他看不惯不尊重晋室皇帝的人。至少，在陶渊明的诗文中，绝对看不到对无能的晋室皇帝的一丝一毫的不满甚至是客观的评论。

还可以注意到一点，无论是陶渊明自己，还是后来的几种传，都谨慎地没有提到过他从政时的任何政绩。他在几个人的军府里作过参军，至今没有人提说过他为他的某位主帅提过什么有价值的建议；即便没有军事策略方面的，政治斗争方面的谋略也可以，但就是没有。陶渊明最后是作过八十多天的县令的，这可是一县之长，一把手，他为彭泽县的老百姓做过什么有益的事呢？即便还没有做，他计划过做些什么事么？直至今日的陶渊明研究者，似乎也没有人提过这个问题。好像陶渊明这个半神半仙式的人物，除了喝酒之外，就不应做任何凡俗的事情似的。陶渊明的没有任何政绩，和陶渊明特别崇拜的他的外祖父孟嘉的没有政绩，如出一辙。

至于说他出仕是因为贫穷，这个理由可以说在根本上是站不住脚的。就是在他四十一岁彻底归隐之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他都过的是地主的生活，他在一些诗文里所说的他的贫穷，是夸大了的。这一点这里就不再细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