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古体诗（一）

现在具体来说杜甫。有些人总以为杜甫最优长的是他的格律诗，他的律诗、绝句还有排律，以为杜甫胜过唐代，胜过整个古代一切诗人的，就是他的律诗，就是他格律的超级严谨。实际上，这些人是太看重形式，太看重技巧了。要知道，杜甫最有名的那些诗，主要的却是不大讲格律的古体诗、古风。据《杜甫全集校注》一书《前言》中提供的数字，杜甫共写各种格律诗约1040首，共写古体诗约410首，格律诗的数字是古体诗的两倍半，的确是写格律诗多得多。但我们看萧涤非的《杜甫诗选注》，其中收入了158首格律诗，123首古体诗，格律诗约占56﹪，古体诗约占44﹪。不过其格律诗中有的还是拗格，有的绝句是古绝而非律绝；严格算下来，格律诗比古体诗多不了多少。如果要挑好诗的话，古体诗中好诗的比例要高得多。如果要说杜甫代表作的话，杜的《赴奉先县咏怀》、《北征》、“三吏三别”、《兵车行》，岂不尽是古体诗？你就是拿出律诗中的《春望》和《秋兴八首》，它们的份量能和前面所举的古体诗相比吗？于此可能有人会说，这样的比较加入了思想内容的因素，我要说，难道我们能抛弃思想内容的因素而纯讲艺术吗？

的确，古体诗可能易于充分地表达重要的思想内容，所以，杜甫那些社会内容思想内容重要的诗，常用古体诗的体裁。其原因实际上很简单，格律诗形式方面的限制较多，当诗人写作时，得要不断考虑这些形式要求，就难以挥洒自如、酣畅淋漓地表达、体现要展现的内容。当然，不是说写古体诗不需要技巧，不需要诗人本身的艺术积淀；只是说，少一些特殊的形式规定，诗人的艺术潜能可以发挥得更充分一些。《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在艺术上，也是一个成功的典型。杜甫的语言功力，艺术技巧，本来就是一流的。其实，只要有真实具体的内容，即便是白描式的记叙，直白的诉说，诗句同样可以感人。试看偏后部分写旅途的几句：“河梁幸未坼，枝撑声窸窣。行李相攀援，川广不可越。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河上的木桥且幸未被河水中的冰块冲断，但已不牢固的桥柱，在冲击下发出令人胆战心惊的窸窣声。同行的人互相拉着手，河面这么宽，要走过去是多么的艰难。一家人寄居在风雪相阻的外县，我怎能长时间不管家人？此去虽不能给家人带去较好的生活，但一家人在一起忍受艰苦，也是我所向往的啊。且试想，如果杜甫写这几句时既要考虑平仄，又要考虑对偶，还想词藻华丽，他会将诗写成什么样子？他能写得比现在的更好吗？过多的雕琢，还能有生活的真切和感情的厚实深沉吗？这样的内容，用一首七言律诗能写好吗？杜甫是写诗的绝对的内行，他不会愚笨得把《赴奉先县咏怀》的内容写成一首五百字的排律。就说这首诗中那最有名的句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吧，它不受声律对偶的制约，几乎是诗人脱口而出，却字字有千钧的力量。如果为了对仗，第二句的第一个字就得选个表示颜色的字，以与第一句的“朱”相对举，我不知谁有能耐，把这第二句改成对偶的句子，还能保持原来对比强烈的效果，还能保持原来句子的干脆利落？即便不用对偶，第二句现在全是仄声字，显然不合平仄格律，现在且试改动几个字，看能否保持原来的力度？

古风的优势，在于它的自然，它的不受拘束。再看看著名的《北征》中的一段：

“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爷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坼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老夫情怀恶，呕泄卧数日。那无囊中帛，救汝寒凛慄？粉黛亦解包，衾裯稍罗列。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问事竞挽须，谁能即嗔喝？” [1]

这一段是杜甫写他在战乱苦难中还家时的情景。海图及天吴、紫凤，都是布障及刺绣物上的图案。家中人用这些布帛来为孩子补衣服，所以显得图案颠倒杂乱。这一段其实都是平实的记叙，并无什么修饰。但这平实，却极其感人。注意，这二十六句，没有用一个典故，却成人人赞颂的段落；于此可知过多的典故有什么用（其实只是有害）？少用典故，这才是真正的古风的本色。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也是一首艺术上相当成功的古体诗。这首诗的特点是全诗感情饱满，几乎句句话都具有力量。可能真正的原因是杜甫这次写诗时真的是有话要说，有满肚子的话要倾吐，而不是有些赠人的诗客套应付，硬在凑诗。一开头的两句“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就倾诉出满腹的委屈，揭露出人世的不平，呼喊出对世事不公的愤怒。全诗如滔滔江水，倾泄而下，令读诗的人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这首诗中也有对偶的句子，还有两句含有典故。好的对偶诗句，是会增强诗的表现力的；偶有典故，也无不可。这些东西若多了，若刻意在追求，只会得到反效果。在这首诗中，那些对偶句，便没有发生不好的效果。

《赠卫八处士》（人生不相见）一首，也很好，诗句显得平淡自然，却有李白所说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般的风味。诗味，纯朴；诗人与友人的感情，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