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之论辩术

苏格拉底如同其他智者一样，他的社会人生观点与他的逻辑思辨，看来似乎是不相干的两样事情。苏氏与智者的逻辑思辨，主要是在与人的论辩中使用的，而其真正的社会人生观点，则并不是按严格的逻辑推论出来的。

比如，苏格拉底强调人的无知，这是从什么逻辑论证出来的？

又如，苏格拉底批判民主制用豆子抓阄的方式不合理，他这个观点，是凭什么逻辑推出来的？苏氏谈这个问题时虽也用了类比推理，他谈到挑选船上的舵手必须选择有经验与技能的人，而不能用抽签的方式；但我们再想想，苏氏认为抽签式民主不合理，首先是出于对抽签式民主的后果的感受，还是出于他的类比推理？谁都想得来，苏氏的类比推理只是表述自己观点时的证明方式，而不是他的思想产生的具体机制。

苏氏连同智者的逻辑思辨，几乎全是为了与人论辩的。

苏氏与一般智者虽然都有一些较好的观点，但我们还必须考察一下他们逻辑思辨特别是好论辩的思想风格。原因在于这种不好的作风影响深远，西方哲学在其后的两年多年间，一直有这种遗风的存在。

智者好辩，其末流被人称诡辩家，以至智者学派也被人称作诡辩派。好辩与诡辩难道毫不相关或者只有偶然的联系？抑或有某种必然的联系？

辩，不管什么性质的对辩，都是以战败对方，自己获胜为目的的。古希腊的辩，首先是法庭争讼中的对辩。自古至今，在打官司时的辩论中，双方中的任何一方，维护自身利益的性质，都是绝对高于寻求真理及事实真相的性质的；在讼争中，几乎很少碰到过自已牺牲自己的利益以寻求真理和正义的傻子的。古希腊的雄辩应用的又一场合是政治生活，雄辩术的唯一目的就是证明自己正确，别人错误；雄辩术的根本目的就是说服、制服听众，让自己的观点占领、统治他们的头脑。

使弱论据变为强论据——这就是智者公开宣扬的原则与才能。

苏格拉底与人的对话，往往明显地带着一种论辩——与人一争高下的性质。

如果一争高下成了目的，手段便得服从这个目的了。这就如在战争中获胜成了根本目的后，任何手段都可采用了，“兵不厌诈”这句话就是证明。

论辩当然得循着一定的理，或者说古希腊人所说的逻各斯。然而，理有真正的理，也有虚假的理，有立足实在的理，也有牵强附合的理。中国有句话叫“强词夺理”，强词夺理就是把没有理的东西说得似乎有理。

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当别人赞颂爱神厄洛斯的美善时，苏格拉底却反驳别人说，想要的对象对于想要的人来说总是他所缺乏的，是他还没有得到的，而厄洛斯爱美善，便是由于他缺乏美善，因此，厄洛斯既不美也不善。苏格拉底在这里不是典型的强辩吗？若依了苏氏的逻辑，爱好人的人便只能是坏人了，希望成为一个高尚的人的人便必是个不高尚、平庸甚至卑劣的人了。

在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四卷第二章中，苏格拉底够运用他的论辩魔术，向人证明有意说谎的人比无意说谎的人更为正义，也就是更道德。他的论证过程是：有意把字写错、念错的人比那些无意地把字写错、念错的人更懂得字应怎么写、怎么读；因此，有意写错、念错字的人是有知识的人；由此类推，有意说谎的人便是懂得正义的人；再往下推、懂得正义的人（有意的说谎者）比不懂正义的人（无意的说谎者）便更正义些了。

就结论的荒唐程度而言，这实在有点像芝诺向人论证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但说实在的，就论辩技巧说，苏氏远不如芝诺。

就是凭着这样的逻辑，苏格拉底在前一例中，逼得他的对手阿伽松只好回答说，“我亲爱的苏格拉底，我开始害怕了，我不知道自己刚才说些什么；在第二例中，逼得其对手尤苏戴莫斯面对苏氏的强辩，战战兢兢地说“似乎是这样，可是我好像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了。”

据柏拉图与色诺芬的记述，苏格拉底在论辩中向来是百战百胜。其原因，不知是苏氏的过分高明，还是苏氏的对手过度的无能。

总之，苏格拉底凭的是他的辩证法。辩证法据说是通过在辩论中揭露对方的矛盾而求得真理的方法，其实毋宁说只是套住对手，致其于死地的方法。

苏氏的辩证法是继承着芝诺的辩证法的，二者共同的本质是利用理论逻辑以证明自己正确，别人错误。

很可惜，许多人都指出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实际上只是一种破坏的辩证法，它破坏的威力无边，而建设的成果寥寥。

在柏拉图的《拉凯斯篇》中，尼昔亚斯对他的朋友说：“你不晓得凡是接近苏格拉底与他交谈的人都会被他拉进辩论的漩涡，无论谈什么问题，他都让你不停地兜圈子，使你不得不把自己的过去和现在都告诉他。一旦被他套牢，他就决不会放你走……他肯定马上就会这样做，而我自己则要成为受害者了。”

苏格拉底最惯用的手法是，先要求对方讲出自己的观点，然后他一层一层地来批驳你，直驳得你体无完肤、狼狈不堪为止。

在多次与人探讨某个定义的过程中，他总是让别人下定义，然后将别人的定义驳斥完。当对手最后要求他来下一个定义时，苏格拉底却说他也不懂，他也下不了定义。往往是一场辩论，便如此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