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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淇傳奇：從宋春舫到張愛玲》

宋以朗

前言

这部书的缘起，始于2012年，当时《南方都市报》的记者联络我，希望我能协助他们，为先父宋淇做一个每周专题系列。我当下便问：你们为什么对我父亲感兴趣呢？又或者说，怎见得你们的读者会感兴趣呢？他们答，是因为我的父亲在多个领域都颇有名气，但大众却对他认识不深。这也是实情。

对影迷来说，他是香港国语电影业的先锋。对张迷而言，他是张爱玲的好友兼顾问，多年来协助她写作出书。在红学领域里，他是其中一个最早提倡以文本为先的红学家。在翻译界，别的不说，他远于米沃什(Czeslaw Milosz)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已别具慧眼译出他的《攻心记》(The Captive Mind)，单此一事已足够令他声名鹊起。当然他的成就还远不止此。不同的人会窥见他的不同面貌，但能一睹全豹的却绝无仅有。要令人更了解他，显然需要一部传记。

然后我再问记者：这每周专题系列将持续多久？他们答，已准备连载廿周，每期有一整页的篇幅。我叫他们还是三思，因为我实在难以想像，一份商业性质的报纸居然会给予这类专题那么多宝贵版面。但他们十分坚定。就这样，宋淇系列便正式开始了。

第一期刊于2012年9月4日的《南方都市报》，最后一期则是2013年8月27日，结果一年来总共刊出了四十二期，远超他们预算中的廿周。这系列文章就成为了本书的基础。

《南方都市报》当初联络我时，显然认为要认识宋淇，最好就是问他的儿子。一般来说这是对的，但现实并没有那么理想。我现在所掌握的资料，主要有三个来源。

首先是我自己的回忆，包括父亲和亲戚告诉我的家庭往事。然而我在1968年还是十九岁时，已只身到澳洲留学，跟香港的双亲分隔两地，一直到2003年才回港定居。年少时，父亲并没有告诉我很多自己或家中的事。1985年，我正式成为美国公民，之后回港短住。其间跟父亲闲聊，最佳的话题似乎就是家族史了。但我不认为他讲的都真有其事，因为有些情节实在太耐人寻味，我觉得只是他自己在加油添醋。他在1996年去世，母亲则在2007年。其后我拿这些故事向姊姊求证，但她说大部分都闻所未闻。现在已没有谁可以再问了。早知如此，我当年便应该向父母查明个中曲折，但一切都来不及了。就像很多口述史一样，我这里要覆述的故事，少不免会真假夹杂。

第二个资料来源是已经刊行的文献，例如父亲在〈毛姆与我的父亲〉中写我祖父宋春舫，在〈私语张爱玲〉中提及他和张爱玲的友谊等。这类资料的问题是，尽管在个别事件或人物上提供了很多具体细节，但涵盖的范围太狭太片面，不足以串连成为一篇完整的传记。

第三种资料则来自未刊的手稿和书信。我父亲跟好几位名作家如钱钟书、傅雷、吴兴华、张爱玲等都是好友，通信数以百计。这批手稿不但反映了彼此的友谊，也展露了各人的思想性情。以张爱玲为例，她的信便有大量珍贵资料，可以令我们对她的文学作品有崭新理解。

以上几类资料无疑各有局限，但我也不得不用作本书的依据。如果父亲有些事情我手头刚好有详细资料，我可以多说一点。相反来说，如果我所知有限，我没有什么可说。读者看完这本书之后，可能会觉得张爱玲是父亲一生中最重要的人，因为近半的篇幅也跟她有关。实情不一定如此。只是张爱玲恰巧留下大批书信，资料最多，所以篇幅便最多了。举个反例，父亲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了十多年，这段日子不能说不重要，可惜我所知有限，也只能轻描淡写地带过。

另外，《南方都市报》刊出文章时，因版面所限而删减部分内容，现在已逐一补入；我也稍为增加了一些新章节，如讨论〈相见欢〉一篇和结语中那个故事。原来有些较口语化的句子，我在书中也作了修订，力求风格一致。但愿我以上所述，能解释明白这部书的来龙去脉。

本书得以出版，实有赖《南方都市报》协助，特别是记者陈晓勤，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