洁尘

闲翻存书，把早几年购得的小林爱雄的《中国印象记》看了一遍。小林爱雄是日本早年的诗人、翻译家，曾在1908年底来中国旅行，1911年出版了《中国印象记》一书。

自古以来，日本文化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但江户幕府时期有着长达二百多年的锁国政策，两国之间的沟通交流几乎完全断绝，直到明治维新开始，才陆续有日本人来中国游历考察，其中，一部分文人学者的游记既有史料价值，又具文学色彩，小林爱雄的这一部《中国印象记》就在其中。

《中国印象记》这部书较之后来芥川龙之介、夏目漱石等文学大家的中国游记要早，其时间恰在风雨飘摇的晚晴末年，涉及到作者目力所及的社会各个层面，当然，这种涉及因作者的文人身份以及私人旅行身份，是比较狭窄的，但从一个外国观察者的角度来观看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也是颇有意味的事情。我特别喜爱看作家文人的游记，就是这个原因，它（们）个人化色彩明显，相对微观，细节丰沛，对于年代图景有着一种很好的深化和补充的作用。

比如，小林爱雄对于晚清秦淮河艺妓的描述就挺有意思。

当下的普通读者对晚清艺妓的了解，一般都放在了上海四马路的长三书寓，大概都是因了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这部作品，经韩邦庆的吴语、张爱玲的国语、侯孝贤的电影这样的一个途径得以有所了解。秦淮艺妓盛于晚明，到晚清已经比较寥落了，风头大不如上海滩，所以很少有人书写。

日本文人跟中国文人一样，把对青楼柳巷的爱好视为风雅之事。早年到中国来游历的文人们都会被当地友人安排吃花酒，一般这场保留节目似的接待都安排在上海，但小林爱雄比较难得，着重描述了秦淮河。

秦淮河花酒跟上海四马路一样，先是在花贴上写上艺妓的花名，派人送出去后，被叫的艺妓们就陆续来陪酒。艺妓陪酒一般都寡言少语，保持微笑就可以了，坐上个一二十分钟就告别离去。我在《中国印象记》里看到了两幅当年秦淮河艺妓的照片，较之同时期的上海艺妓，她们的妆容打扮显得颇有点古意。比如，她们的发型都不像上海艺妓，她们不留刘海，左右各有一小缕头发垂下，盘在头上的头发，不知在头发里压了什么东西，梳成一个类似帽檐的样式，看上去十分古怪。最奇怪的是，她们在妆容上还保留了斜红，有的是画在眉间，有的则画在两边太阳穴的位置上。

中国妇女的化妆史十分悠远，从战国时期的出土文物中，就可以看到当时妇女有敷粉、画眉和抹胭脂的习惯。唐代对于女性化妆的记载是这样的：在敷粉、上胭脂和画眉之后，还有几道化妆工序——贴花钿（在额头贴上各种形状的装饰品，贵妇人多用金箔、翠羽之类的材料）、点面魇（在两颊上点上两个红点）、描斜红，最后涂唇脂。这一套统称“红妆”。

所谓描斜红，就是在太阳穴的位置上，用胭脂描上形如弦月的形状。晚清秦淮河艺妓看来是把贴花钿和描斜红统一了。

斜红的由来据说跟曹丕的宫女薛夜来有关。薛夜来十分貌美，深得皇上宠幸，也被众人所忌。某一天她不小心撞在屏风上，太阳穴的位置流了很多血，之后留下疤痕。众女为之欢呼雀跃，但不曾想曹丕认为这个疤痕增添了夜来的美艳，愈发的宠爱。于是，不少宫女就用胭脂在太阳穴的位置画上疤痕，渐渐的，这种化妆方式就固定流传下来。在我们现代人看来，斜红相当于破相，实在是很难理解。

红妆流行了两千多年，到了清末，由于西方审美的影响以及女子教育的出现，女性中间开始推行素服淡妆。这一风潮多少也影响了上海的烟花女子；至于说南京，毕竟不如上海时髦先进，估计受此影响比较少，因此秦淮河上还有斜红这样的古老妆容。

2013-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