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985”工程四川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学术带头人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李刚

一

    任继愈主编《道藏提要》说：《太上洞玄灵宝本行因缘经》“原名《太上洞玄灵宝仙人请问本行因缘众圣难经》，乃六朝古《灵宝经》之一。敦煌P2454为此经古抄本。” 文本以太极左仙公向地仙道士三十三人宣讲大乘道教的人生“本行因缘”为主旨，劝导其放弃“小乘地仙之道”，改而修行大乘，“志大乘行”，从而“仰赡太上玉京、金阙”，实现人生的终极价值目标。

    事情的缘起，据《太上洞玄灵宝本行因缘经》说：“吴赤乌三年，岁在庚申，正月一日壬子，仙公登劳盛山，静斋念道。是日中时，有地仙道士三十三人，诣座烧香，礼经旋行甫毕，仙公命坐。良久，道士于是避席请问曰：下官等学道弥龄积稔，于今六百甲子矣，而尚散迹于山林间。师尊始学道，幸早被锡为太极左仙公，登玉京，入金阙，礼无上虚皇。不审夙因作何功德，爰受天职致此，巍巍三界，北酆所仰？愿为启说宿命所由因缘根本也。” 地仙道士们的问题是，我等学道至今六百年了，只不过是“散迹于山林间”的地仙，而仙公始学道，却早被封为“太极左仙公”，能够登入天上最高仙境——“玉京、金阙”，不知作了什么样的功德而受封此“天职”？想请仙公为我等揭示其中“宿命因缘”根本所在。于是仙公应地仙道士三十三人之请求，演说大乘道教因缘，揭示人生“本行”。

    仙公首先指点出天地、人生的来源以及分化：“一气由虚无而生，二仪由一气而分，清者为天，浊者为地。人受中气而生，与天地参，为三才。初无凡圣之异，寿夭之殊，混混沌沌，不假修为，而道自居。既而混沌既凿，大朴既散，人事错错，而道违矣。” “虚无”生出一气，一气化分天地，清气为天，浊气为地。人是由“中气”产生而来的，与天地合称为“三才”。人起初并无“凡圣”的差异，也无“寿夭”的分别，混沌一团，用不着修道，而自然有“道”在身。及至后来，“混沌”凿开了，“大朴”也散失了，人事与“道”便相违背了。从此以后，人就需要经过修道，才能与“道”合为一体。

    修道有大、小乘之分。仙公告诉地仙道士们为何只得到地仙：“子辈前世学道受经，少作善功，唯欲度身，不念度人，唯自求道，不念人得道，不信大经弘远之辞，不务斋戒，不尊三洞法师，好乐小乘，故得地仙之道。然亦出处由意，去来自在，长生不死。但未得超凌三界，游乎十方，仰赡太上玉京、金阙耳！” 就是说，你等上一辈子虽然学道，接受经典的教育，但是“善功”作得太少，只想到如何救度自己的身体，未念及怎样去救度他人，只顾盼自身求道，不关心帮助他人得道，而且不相信大乘道教经典的弘远之辞，不履行斋戒，不尊重“三洞法师”，对小乘道教却十分乐意喜好，因此只能获得“地仙之道”。尽管地仙也能够去来自在，长生不死，然而毕竟做不到“超凌三界”，进入神仙境界的至高无上层次——“玉京、金阙”，所以是不圆满的。象“彭祖八百岁，安期生千年，白石生三千龄，故游民间，皆坐其前世学法小、功德薄故也。乃有万余岁在山河中犹未升天，子但数百岁，何足为久耶！” 彭祖、安期生、白石生这些人虽长寿，却只限于“游民间”，其间差错就在于他们前生学的是小乘之法，所立功德稀薄。有些人活了“万余岁”都还在山河大地中游荡，你们这些地仙才几百岁，何足挂齿。急需解决的，是如何使道的“法轮”加快上升速度，飞到上清天，由“太上”亲自来迎接你们。怎么办呢？仙公面授机宜：“子欲使法轮速升，飞行上清诸天者，当更立功，救度国土民人灾厄疾苦，大功德满，太上锡迎子矣。” 唯一可行的是更立新功，拯救人民于灾难疾苦之中，等到大功德圆满完成，“太上”自然就很隆重地迎接你们来了。

    为了证明这一点，仙公把自己“先世”修道经历的“一隅”，讲述给大家。他说：“吾昔尝生为贵人，而凌贫贱，扶强抑弱，死入地狱。后生为小人，贫穷陋疾，孤寒茕然。时乃发念，我宿命何行，而致此辛苦？彼宿命何德，而享其富贵？思念作善，然心不自解，忧毒难言，死升福堂。”从前生为贵人时，欺负贫弱，死后进入地狱。转世投胎后即生为小人，贫穷孤独，于是反省自己的“宿命”中什么行为招惹如此“辛苦”，别人的“宿命”中何德何能享受幸福？开始思念行善，但心中还有结解不开，即便如此，死后仍“升福堂”。这是由甜到苦、苦再到甜的几个轮回。仙公接着回忆道：“后生富家，珍宝内足，无有所乏，而苦酷奴婢，死入地狱，徒考三官。罪竟后生为下使，视人气息，伏事自效，动得鞭笞，勤苦涂炭，靡所不履。时乃发念，先世何辜，当作此下使耶？而以私产供给贫人，敬仰道士，上香奉油，惟愿生贵家，死升福堂，衣食自然。”生到富家，生活富足，虐待奴婢，死入地狱为三官考问，罪与罚完结后便转生为下人，受人使唤，遭受鞭打，于是“发念”上一辈子作了什么，今生为“下使”，决定改恶从善，接济穷人，礼敬道士，结果死后又升福堂。如此残酷虐待下人，一报还一报，自己来世亦作下人，改正错误后，再升福堂，是甜-苦-甜的又几个轮回。接下来：“后生为贵人，乃复杀害众生，渔猎为事，死入地狱，经履刀山剑树，汤煮吞火，五苦备至。罪竟后生为猪羊，以报昔怨。后受形为下贱人，臭恶可憎之极，欺取人财而不还，死入地狱。后生为牛，以力偿人，以肉饴人。后受形作中人，珍宝近足，是时乃念作功德，常供养道士，奉经承戒，谦谦下人，布施厄困，每事从道，闻善欲从，年八十乃死，径升福舍，衣食天厨。”及至生为贵人，好了疮疤忘了痛，打猎残害生命，死入地狱受尽“死五苦”。 该受的罪终结后，又是一报还一报，生为猪羊。然后转世为下贱人，以后又生为牛，供人使唤，供人吃肉。苦尽甘来，生到中等富足人家，想作功德，供养道士，闻善而动，活到八十高寿，死后径升福舍。这是甜-苦-甜的再几个轮回。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后生贵家，乃习好武勇，杀伐为事。然故敬顺道士，信向正法，死入地狱，当经考毒时太上有教，此人虽犯杀伐而已经入地狱，在世信法敬道，布施厄困，今原其考罚，可令升福堂，给以天㕑。后生为贵人，怨对将至，是时发愿念道，敬受经教，施行阴德，拯济危急，政事以道，慈心于物，供养道士，奉君以忠，使臣以礼，恒念辞荣弃禄，乃免怨家，寿终升天堂。生复为贵人，敬信尤精，而少之时，乃发念烧香，愿我后生，智慧精明，玄解妙义，死升福堂。”经过一番又一番轮回，越来越“智慧精明”，尽管犯有恶行，但“敬顺道士”，信仰向往“正法”，功大于过，所以死后入地狱，罪过得到原谅，免除考罚，升登福堂。后来生在富贵人家，而且念道烧香，敬受道经之教，行阴德，免去怨对之家报复，升天堂。再后来又生为贵人，敬信道教尤精，几乎不再犯过错，死后升福堂。这是甜-甜-甜的几个轮回，没有苦吃。“后生中士家，遂为道士，被服法衣而行道时，经讲聪明，动为法师众人所推，檀越所敬。时乃发念，云此一生，不能得道，而不如女人，愔寂无事，可致闲乐。命终即生为女人，姿容端正，才思玄拔，发言成章。时乃修斋读经，于是发念为男子，才略宏落，通玄彻虚，洞解希微，而愿为国王，与道士周旋，在意所愿，游看山水，妓乐内足，常有经讲。命过升天堂，衣食自然。”做了道士，发念不得道即转世为女人，来生果成为“姿容端正”的女人，又发念为男子，愿为国王。结果如愿以偿：“寻生国王家为太子，从容储宫，承统王业，时快引道士、贤儒、学人，行礼讲道，修斋寂静，肆意所尚，国安民丰，肃然无事。是时三侍臣同发愿，后生作道士，我为隐士，释道微、竺法兰愿为沙门，郑思远、张泰为道士，普志升仙度世，绝王务，死径升天堂，衣食天㕑。我后生为隐士，兰、微为沙门，张、郑为道士，俱入学道求仙。吾后为诸人作师，志大乘行，常斋诫读经，并赍珍宝诣大法师，受三洞大经，供养礼愿，斋诫行道，服食吐纳。因缘未尽，命过太阴，即生贤家，复为道士、沙门，复得同学，相为师徒。复受大经，斋戒行道，是故上圣盻目觑真，降教于我也。尔时兰、微、张、郑尽侍座，今日相随，是宿世之缘愿故尔。” 做了国王，引道士等行礼讲道，国安民丰，发愿后生作道士。后来又为诸人作师，“志大乘行”，复为道士，复受大经，不断“轮转化形”，经歴无数劫的苦行苦修，终于行满愿成，得任仙公之位。对此，仙公总结说：“我无所不履，非笔札所载，勤苦难说矣，始蒙今报也！” 仙公之位的回报，“勤苦难说”，真是来之不易啊。

    听了仙公得道的本行因缘，地仙们“莫不释然，四座咨嗟，乃叹曰：天尊上人，求道积久，弥劫歴稔，故以得仙公之位，谅有由矣。我等今尽见宿世所行功薄，受经少，那责求高仙乎？于此当念更受大洞经，慕道勤行，慈心度诸困厄，以冀升天之道矣。” 得到启示，明白了“宿世”的行动中建立功德不厚实，接受的经典少，就求不到高仙。在榜样的感召下发誓要接受“大洞经”，勤行大乘道教，慈心救度他人的种种困厄，从而实现“升天之道”的愿景。仙公趁机鼓励地仙们说：“子不尊上道洞经，众妙元理，各自念勤，大作功德，度诸苦厄，如是之志，何忧不速升天乎？但便欲登太上金阙，犹当未有日耳。” 榜样的力量的确是非常鼓舞人，据称：“时东华青童子众仙，尽嵩高洞中，静斋咏经，如学之者，闻仙公说诸本行，莫不思念大法，以自笃励。青童曰：‘仙公妙唱，辞远事要，信而可尊者也。’” 仙公妙唱，亦即其得道的本行因缘，激发了众仙对大乘道教所讲“大法”的思念，认定其“信而可尊”，并且以此笃励自己，象仙公一样去践行。

    地仙们又问起正一真人三天法师张道陵得道本行：“近登昆崘玄圃宫侍座，见正一真人三天法师张道陵，降座酆都，伺迎三界，稽首诸天，礼问动静，龙驾曜虚，顶负圆明，身生天光，文章焕烂。先世何功德，故是得道，其独如是乎？愿闻之。”仙公回答曰：“天师本行所歴，亦弥劫勤苦，斋戒读经，弘道大度，高范玄真，躭味希微，转轮求道，尤过于吾，不可具其志。大经行大道，故得三天法师之任，太上正一真人之号矣！岂不大乎？” 张道陵以三洞大经实行大乘道教，其本行经歴亦“弥劫勤苦”，超过仙公，所以得此大位。仙公的结论是：“行玄教，有愿无不克也。” 只要有实行大乘之道的坚定愿望，脚踏实地修行，最终必将满足自己的意愿。

    同为六朝古《灵宝经》之一的《太上洞玄灵宝本行宿缘经》揭示：“人在胎中，皆忆宿命之事，既生顿而忘之。惟得道洞真，自然知之，所以语世人者，欲使其修善行，为来世作津梁耳。” 人在娘胎里尚能回忆往世的“宿命之事”，一出娘胎便忘得干干净净。只有那些“得道洞真”者才知道自己的“宿命之事”，所以把自己得道的经历讲述给世人，为的是劝人“修善行”，替来生的幸福预先作好打算。由此来看，只有仙公这样的“天尊上人”才有能力回忆自己“先世经歴，施行罪福”，“宿世本行”， 而仙公将其讲述出来，目的是劝人修行大乘。仙公点化其前世弟子纪法成的故事，最能证明这一点：“时仙人有姓纪字法成，仙公相之曰：‘彼即我前世弟子也，其未见宿命之根耳！吾能令汝见前世时事也。’法成曰：‘唯唯天尊。’须臾乃悟，又手作礼：‘弟子暗塞，未识本行，愿垂愍矣。’”于是“仙公曰：‘昔帝尧之世，汝随我入嵩高山学，汝志小望速，每讥吾虚诞，所期辽远，所行难行。复笑许由、巢父，绝尚箕山，能辞尧禅。交奢之诲，亦所未安。常劝法成学上清道，其于不从，虽饮海不得满腹，徒叩石不获玉。巢、许早升太极宫，吾今又方登左仙公之任，汝独为地仙，但不死而己。其德交几阶，子岂不悒悒乎？于今乃知我言之有征，信而不欺矣。’法成惭悦，忆此未久，心中了然。昔不奉教，此难可得，愿见拔度，侍给云车，执御亲封天颜，故是弟子宿缘之会矣。仙公曰：‘汝超卓高举，裁可升天而已，那得随我之太极宫，朝太上玉京金阙乎，吾无所惜矣。’” 纪法成看不见自己的“宿命之根”，仙公帮助他知道了自己随仙公入嵩高山学道的“前世时事”，使其看到前世学道“志小望速”，即有志于小乘之道而且希望快速修成，又讥笑仙公所修大乘之道虚诞，要想修成时间十分辽远，其所选择的修行道路非常难行。仙公时常劝纪法成“学上清道”，但都遭到拒绝，结果“独为地仙，但不死而己”。经仙公一番指点，纪法成表示忏悔，愿意改修大乘之道，以得“拔度”。这样一来，仙公追忆纪法成“宿命之事”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二

    细细品味仙公的自述以及讲述别人的“宿世本行”，其中大有文章。文章的主题在于演说大乘道教，破斥小乘道教。所谓大乘道教与小乘道教的分别，当然是仿照佛教区分大小乘的作法，其界限就在于，是只解脱个人一己的生命还是拯救众生的生命。道教传统上讲个体的修仙了道，以证个人生命之不死，没有普救众生的思想。东晋著名道教学者葛洪虽然反对道士躲入深山老林独自修道，主张救世，但那是要调和儒道矛盾，使道教的个体修仙不悖于儒家的家族主义伦理观，不脱离宗法社会顾及群体的现实需要，以便更顺当地完成个体修仙了道的追求，并非是要修道者发扬大乘佛教“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以拯救众生的生命为己任。当然，葛洪这种入世救世的主张，无疑对道教中的隐修道士给予很大冲击，而以葛洪在道教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来说，足以影响后世道教的发展倾向，使之具有一种较强的入世精神，关心社会人生，关怀他人。葛洪之后，道教灵宝派借鉴大乘佛教“普度众生”的精神，继承葛洪主张，宣传“济世度人”的思想，其代表作即取名为《灵宝度人经》，称有“度人不死之神”，“无量度人”。所谓“无量度人”，也就是《太上洞玄灵宝本行因缘经》中仙公所讲的“救度国土民人”、“度诸苦厄”、“拯济危急”。这种首先解度他人生命，然后再度救一己生命的高风亮节，就是大乘道教的宗旨所在。而小乘道教则是仙公所批评的“唯欲度身，不念度人；唯自求道，不念人得道” ，亦即只顾自家生命的成仙了道，没有想到要解救全人类乃至宇宙间所有的生命。大乘道教把解救人类生命乃至一切生命放在第一位，自己也获得了最高级别的拯救，飞升为“天仙”；小乘道教只顾自己了生死，结果反而只能得到较低层次的拯救，仅仅成为“地仙”。《太上洞玄灵宝本行因缘经》不遗余力弘扬的，就是这样一种大乘道教的品格，而这种品格显然吸收了大乘佛教的“普度众生”理念。要具备大乘道教济物利人、度人为仙的精神，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要经过宿世所行功德，积累而成，正如上面所引仙公在其自述“本行”中表白的那样。从这一点上说，大乘道教属于所谓渐悟派，主张通过渐修从而悟道、得道，这大约与当时佛教渐悟派占主导地位有关，当是受其影响的结果。

    从利己与利他角度审视，仙公描绘的大乘道教主张首先利他，在“救度国土民人灾厄疾苦”、“念人得道”等利他的行为圆满成功后，自然而然就实现了利己的“升天之道”。从利他开始，最终是利己。而小乘道教只顾自己，最终成就较低，说到底并不利己。中西伦理文化都存在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从利己主义来说，又有极端的利己主义与合理的利己主义（或者叫理性利己主义）之分。在西方伦理文化中，极端利己主义，以英国哲学家霍布士（1588－1679）为例。霍布士认为支配人的行动的根本力量是“自我保存”。处于“自然状态”中的人，由自保原则起决定作用，每个人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惜侵犯别人的利益。于是，“人对人象狼一样”，彼此间进行着残酷的斗争。 与此不同，十七世纪荷兰的思想家斯宾诺莎（1632－1677）坚持理性利己主义态度。按照斯宾诺莎的意见，“自我保全”是人的各种炽情的根本动机，人的基本情感比如痛苦、快乐、欲望全都是自私的，当自私的本性得到满足后，便产生快乐，否则就会产生痛苦。与霍布士不同的是，他把群己统一、人我一致，视为达到个人幸福的必要途径。他认为，个人利益虽说是人们行为的最终目的，但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应在理性指导下恰当处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把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结合起来。理性告诉人们：为了自保，必须利他利群。这就是斯宾诺莎的理性利己主义。 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在强调“利群”的同时，也并不排斥人们的私利，主张妥善处理“利己”与“利他”的关系。梁启超一方面在《新民说•论公德》中讲：“道德之立，所以利群也”。另一方面，又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中提出：“天下之道德法律，未有不自利己而立”。在他看来，利己心与爱他心，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善能利己者，必先利其群。在利己与利他的关系问题上，梁启超以利己作为解决问题的基础，由“爱己之心”推导出“爱他之义”。 可以说，中国伦理文化中所发出的微弱的利己主义声音，基本上是属于合理利己主义范围的，即把利他与利己的统一作为获得个人幸福的手段。

    与上述中西伦理文化传统对利己与利他关系的论述相比较，《太上洞玄灵宝本行因缘经》在这一问题上的见解当属于合理的利己主义，与斯宾诺莎的理性利己主义以及梁启超的“利己必先利群”说相接近。

    众所周知：道教反对在生命自保、求取神仙长生的过程中做损人利己的事，更斥责那种为了保全自我而不惜杀生害命的劣行。《元始天尊说药王救八十一难真经》说：上古之人体性淳朴，形质固守，遵崇大道，所以少染疾病，寿延千岁。而近世之人心邪作恶，“杀生害命，利己损人”，所以多生疾患，心身恍惚，形体不宁，以致于多病早夭。 由此说来，上古之人不为己而损人，结果自己反而得到保全，健康长寿；后世之人极端利己，作恶多端，杀生害命，企图通过损人来保全自己，结果反而不能保全，疾病缠身，短命夭亡。这叫损人不利己。修炼神仙之道也是如此，决不可留存损人利己之心，否则必有魔障。《吕祖全书》卷九说：“虽明丹理，不积行功，损他利己，魔来堑灵”。就是说，修炼内丹之道，即使已经懂得其中妙理，但若未积累道德上的“行功”，尽干“损他利己”的事，丹道也不能炼成。因此，吕祖劝人要：“博施普济，以本以仁，方便利益，援溺救焚，扶危拯困”。就是说利益他人，方便众生，拯救危困，在拯救他人中，自己也就得救了。吕祖又告诉人们：汉天师张道陵在米价高涨时，或以原价出售，或救济贫民，分毫不取；许真君合药治病，救死扶伤，建立大功；葛仙翁行祭炼法，拔度幽冥，一切有情，皆度超升。 这几位后来都得道成仙，可见仙道是利他的，修仙之人只要“博施普济”于他人，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太上大圣朗灵上将护国妙经》也告戒人们说：“无论纲常伦理，无论日用细微，皆当省身寡过，不可利己损人”。 生活中不论大小之事，都不许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损害他人。这表明，道教反对损人利己的行为，认为损人并不利己，损伤他人拯救不了自己的生命。

    道教提倡什么呢？它提倡的是先人后己，退己进人，修己利他。王重阳的诗歌高唱这一精神：“退己进人唯仲正，休心积善胜看经。”“先人后己唯长策，伫看归来唱凯歌。”“退己进人功行着，自然脱壳做神仙。” 要做神仙，必须首先做到“退己进人”。《晋真人语录》教诲修道者：“若要真行，须要修行蕴德，济贫拔苦，见人患难，常怀拯救之心，或化诱善人入道修行；所为之事，先人后己，与万物无私，乃真行也”。 真正的品行，或者说神仙的品行，就在于常常怀揣着一颗“拯救”他人的热心肠，济贫扶危，劝人修道，然后再回过头来了却自家成仙得道的事，此即“先人后己”的内涵。那是不是意谓着道教最终还是以否定个体自己为至善呢？决不是。道教所讲的成仙、延长寿命等等，说到底都要落实到具体的某个人头上，或张三，或李四，这样一来，长生成仙离不开“己”。个体是神仙的载体，假如否定了个体生命，长生成仙岂不成了一句空话？故即便是淳朴守道的上品之人，也并没有“忘己”、“无我”，他们只是超越了人与我的对立，将利己与利他统一起来，与道同体，证成生命的圆满具足。因此，道教劝人为善，度人成仙，并不否定个人利益，更不会否认个人的生命价值，而是充分肯定了个人在社会和宇宙中的地位，个人生命的不朽价值。只不过，道教劝人把自己置于他人之后，只有无量度人，才能最后拯救自己的生命，先人后己才是求仙的正确途径。这一点，《太上洞玄灵宝三元品戒功德轻重经》说得很清楚：“大慈之道，度人为先，非功不赏，非德不迁，非信不度，非行不仙也。夫建功德者，一为天地，一为三光，一为帝主，一为兆民，一为祖世，一为家门，一为众生，一为己身。经云：夫欲度身，当先度人；众人不得度，终不度我身”。 神仙之道既以度人为先，故修仙者建功立德首先就是考虑他人他物，最后才是自己，即按照天地三光、帝王百姓，祖世家门的次序，把“己身”摆在这一切之后。道理很简单，只有首先济度他人生命，“我身”方可得度，“众人不得度”，我的生命就进入不了神仙国度。这就是道教所谓“先人后己”的含义。应该说，《太上洞玄灵宝本行因缘经》倡导的“念人得道”、“志大乘行”、“大作功德，度诸苦厄”等精神，强烈反对损人利己，坚定不移实行“先人后己”。

    从解决生死问题的角度审视，《太上洞玄灵宝本行因缘经》把道教传统的肉体不死成仙贬低为小乘“地仙之道”，指责其立的是“小志”，行的是“小行”，修的是“小法”，念的是“小经”，成的是“小仙”，虽然“长生不死”，但“犹未升天”，不能“超凌三界”，“飞行上清诸天”。而只有象仙公和三天法师张道陵那样“受三洞大经”、“大经行大道”，才能够获得“升天之道”，获任“高仙”之位。《太上洞玄灵宝本行因缘经》为何要贬斥道教传统的肉体不死成仙信仰？自从道教开始追求肉体不死成仙，便不断遭遇各种耻笑讥讽，冷言冷语，谩骂攻击。怀疑和否定人能长生不死的观点，自秦汉以来便一直存在。扬雄《法言》卷十二《君子》在回答“世无仙，则焉得斯语”等问题时指出：“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 桓谭《新论•祛蔽》批评说：“今不思勉广日学自通，以趋立身扬名，如但贪利长生，多求延寿益年，则惑之不解者也”。又《辨惑》也指出：“无仙道，好奇者为之”。 王充《论衡•道虚》：“夫人，物也，虽贵为王侯，性不异于物。物无不死，人安能仙？” 《牟子理惑论》称：“虽读神仙不死之书，抑而不信，以为虚诞”，并讥讽嘲笑：“神仙之书，听之则洋洋盈耳，求其效，犹握风而捕影”。 《三国志•虞翻传》：“权与张昭论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语神仙，世岂有仙人邪！’” 曹植《辩道论》认为神仙书“虚妄”，仙人之说是“虚妄之词”、“眩惑之说”。 《列子•杨朱》记载杨朱回答孟孙阳之问说：“理无不死”，“理无久生”。 《抱朴子内篇》也记载了当时社会上否认神仙不死的观点，如《论仙》载：“夫有始者必有卒，有存者必有亡。……死者，人理之常然，必至之大端也”。 面对如此众多的批评，加上肉体不死成仙在实践中不断遭遇失败，包括秦皇、汉武以国家之力，大规模兴师动众寻找神仙药，企求不死，都未获成功，肉体不死成仙得不到验证，在信仰的市场上所占份额逐渐萎缩等等因素，道教中一些人便不得不思考如何转向，寻求一种在他们看来更具备竞争力与说服力的信仰，从而争取更多的信教群众。很显然，《太上洞玄灵宝本行因缘经》的作者就是晋代道教中较早思考信仰怎样转向的人，其所采用的方法是袭取大乘佛教的三世轮回、本行因缘学说，又摹仿大乘佛教的判教，将传统的肉体不死成仙信仰判决为小乘，宣布其品位低下，而另立一种新式的可受封“天职”的高等级大乘道教，面貌一新地展现给世人。

    那么，大乘道教的“升天之道”具体来说究竟如何解决人的生死问题？《太上洞玄灵宝本行因缘经》中找不到答案。而与其差不多同时的另一经典《太上洞玄灵宝本行宿缘经》说肉体之身，只不过是“假借暂会耳，因炁而生，炁散人死。神真各去，身亦分离，变虫而食之灰土，为一切鬼受苦毒，殊于生时，岂不哀哉！惟得道体真身常安全。得道之由，积德行善，轮身炼神，故致成真身焉。” 人的肉体之身，只是暂时的“假借”，虚幻不实，并不安全，一旦“炁散人死”，就变成蛆虫，“殊于生时”，悲哀之极！只有“道体真身”才是永恒安全的，要想“致成真身”，就必须“积德行善”，修炼神真，“神”才是“道体真身”。由此可见，《太上洞玄灵宝本行宿缘经》是主张“神不灭”论的。照此推论，大乘道教的“升天之道”是指“道体真身”亦即“神”的升天，这当然与小乘“地仙之道”的肉体不死区别巨大，更为玄虚，不需要经过世俗经验的验证而获得社会大众认可，在理论形态上与大乘佛教相差无几了。

    从修习大乘道教用的所谓“大经”审视，《太上洞玄灵宝本行因缘经》提到的所谓“大洞经”、“上道洞经”当指上清派的首要经典《上清大洞真经》，而“学上清道”，最终“飞行上清诸天”则表明，经文所谓“大乘”道教包含灵宝派与上清派的经书和道法。 经文所谓“大法”、“正法”非常注重“斋戒”，文本中反复提及斋戒，却不涉及服药，与葛洪炼丹服药以求神仙之道的法门相差悬殊。具体是何种“斋戒”，文本中未讲。按《太上洞玄灵宝本行宿缘经》有：“学道莫先乎斋。斋者，莫过灵宝，其法高妙，不可宣于世凡流之人，常传诸有宿世功德之子，自无前生重缘，不令见之，遇见亦不好，皆有本愿而然也，故不可强训矣。” 学道首先是学斋法，而斋法最高妙者莫过于“灵宝斋”。但“灵宝斋”的传授是有条件的，即只传给那些“有宿世功德”者，“有本愿”者，“无前生重缘”的“凡流之人”则不予传授，见都不让他见到。又称修道“本行”有“太上智慧上诫”、“百八十诫”等，经文主要宣讲“十诫”：“一者不得嫉妒胜已，抑绝贤明；二者不得饮酒食肉，秽乱三宫；三者不得淫犯他妻女，好贪细滑；四者不得弃薄老病穷贱之人；五者不得诽谤善人，毁攻同学；六者不得贪积财宝，不肯施散；七者不得杀生祠祀六天鬼神；八者不得臆论经典，以为虚诞；九者不得背师恩爱，欺诈新学；十者平等一心，仁孝一切。”假如能够诚心“奉此十诫，分明立愿，无不必报也”。 由此可以推出，《太上洞玄灵宝本行因缘经》所说“斋戒”指“灵宝斋戒”。由文本中主张大乘道教拜师应拜“三洞法师”，应当“诣大法师，受三洞大经”的情况来看，“三洞”（洞真、洞玄、洞神）概念在东晋末已出现，已有一些学通“三洞”的所谓“三洞法师”在传授“三洞大经”。

    总之：立功济人、无量度人并最终使自己的生命得救，圆满完成“升天之道”，这就是《太上洞玄灵宝本行因缘经》宣讲的大乘道教人生观。这样的人生观对后世道教产生深远影响。杜光庭《东院司徒冀公醮天罗词》：“大道好生，垂法济人，有感斯应。”又其《田崇谦卢昭乂受六甲箓词》：“寿年增益，济人佐国，宏道宣经。” 《墉城集仙录》卷一《圣母元君》中，圣母元君教诲人：“夫重长生者，始于一身，次及家乡，至于天下。为子尽孝，为臣尽忠，为上尽爱，为下尽顺，色味调和，与道合真也。若止一身，独愿长生，久住无为，逃避上下，不营忠孝，不存兼济，偏善乖道，自是失德。纵能弃吾我之欢，忘色味之适，同枯木死灰，复何足贵。夫修道者，在适而无累，和而常通，永劫无穷，济度一切。此之长生，乃可为重！长生难得，由忠孝仁义。忠孝仁义立者，功及于物，生自可延。无此德者，独守山林木石为偶，徒丧一生，后方堕苦。先罪未释，今又无功，遂失人道，生处边夷，或生飞沉群丑异类，永与道隔，深可悲乎！” 只修一己身体的长生不死，是丝毫不“足贵”的，只有“济度一切”，“功及于物”，使之不死，这样的长生，才是最可宝贵的，“乃可为重”。独守山林的小乘道教，毫无忠孝仁义之功德，不仅说不上救人，连自己生命都拯救不了，终于“永与道隔”。《无上三元镇宅灵箓》指点：“欲为真者，先当以救世为急，即应广加功德，开度天人也。其功无上，功成德普，自得道矣。” 修道者以救世为急，以开度天人为先，功圆果满，水到渠成，得道登仙。《南统大君内丹九章经•后序》点化学仙者：“汝欲学仙乎？学仙者，从尘入真，如炼矿而熔金也。何不先求命术，以延其生，后修阴德，登其渐阶乎？天仙也者，功感上天，诏授锡命，乃遂轻举而为仙人也。” 《赤松子章历•天旱章》发誓：“布散道德，助国扶命，拯拔一切，救物为先。” 《宗玄先生玄纲论•明取舍章第三十二》指出：“济物之功未备，登仙之路犹远。” 《道法心传•功行为先》以诗歌言志：“行法做神仙，功行要为先。济民并救苦，白日可升天。” 《洞真太上八素真经三五行化妙诀》称大乘溥济以教化众生为急：“欲成大乘，大乘以溥济为先，溥济以开化为急，急教众生，守一存三行五无懈，必究大乘。” 《碧霞元君护国庇民普济保生妙经》声明道教对罪恶行径的惩罚，用意仍是救度人：“虽曰罚恶，意在度人。但能自新，无不救度。” 这些都是自《太上洞玄灵宝本行因缘经》以后，大乘道教所崇奉的人生观。这样的人生观，直到现在，对于我们道门中人仍然值得去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