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文学理论家李子云老师突然去世了。平时，我与李老师之间，有说不完的话。但是，在写悼念她的文字时，我又不知道该写些什么了。就只好以这些絮絮叨叨来寄托我对一位知己的导师和朋友的尊敬和怀念之情。

梦中的寿宴

竹林

著名的文学理论家李子云老师突然去世了。

在接到李子云老师往生消息的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

做梦的人是不知道自己做梦的，一切都如真的一样：李老师正在大宴宾客，地点是我最熟悉不过的了，就在李老师家附近，上海衡山路上的凯文咖啡馆。来的都是女宾，济济一堂，而原本小巧雅致的凯文也无端地放大了，屋顶无限高远，有如缀满星星的蓝色苍穹。

苍穹之下，人就显得有点渺小了，但却更加舒展而自由。李老师一袭蓝衣，是夏日里最晴朗天空的颜色。当时我心里就有些疑惑，李老师怎么会穿一件蓝颜色的衣服呢？她喜欢的颜色应该是淡紫色、酒红色、白色之类。不过那蓝色把李老师的脸衬得格外白皙娇嫩，有如生命之初始。她手里的玫瑰，鲜红、娇美，满满一大捧，足有八十朵——噢，今天是她八十岁生日的寿宴啊！

席间红玫蓝衫笑颜如花，天上人间……我蓦地惊醒，一切仍历历在目，却忽然想到斯人已逝。泪水湿了枕巾，也湿了我的心田。如果人心是一片沃土，也时时需要液体的滋润，才能播下种子，开出花朵。我想我与李老师之间的友谊，何谓因？何谓果？换句话说，我们为什么会如此要好？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这个除了会写几个字别的什么都不会的傻人，会时不时地接到李老师的电话：“竹林，我们家老阿姨说要请你过来吃饭。”

第一次接到这样的邀请，我心里免不了奇怪：明明是李老师请客，怎么变成“老阿姨”的主张了？

老阿姨只是李老师家里的老保姆。

后来慢慢明白了，老阿姨青春年少之时来到李老师家，忠心耿耿服侍了李家几代人。老阿姨对李老师的好，那真是扒心扒肺。好几回我陪李老师逛街，在淮海路上买了新衣服，回家的路上，李老师就关照我：“一会儿到了家里，我就说这件衣服是你送给我的。”开始我不解：“为什么呀？”李老师解释：“今天买多了，老阿姨要说我的。她总是怕我钱花多了，到老了没钱花。”我哑然失笑，同时，感动也自心底油然而生。

我初识李老师时，老阿姨虽已经弯腰驼背，还尚能操持家务；后来年事渐高，终于做不动了，老阿姨便找来了一个年轻保姆，照顾李老师，也照顾老阿姨自己。这个年轻保姆脑子不太灵光，出去只会朝一个方向走，多拐几个弯就不认识路了，却因与老阿姨投缘，李老师也容忍了。但李老师一直想请一个更灵活更能干些的保姆，也托了我。我通过朋友为她物色了一个崇明人，问李老师要不要。可李老师又犹豫了，说现在老阿姨和小保姆处得像祖孙俩一般，实在不忍心拆散她们。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暂时还是不要了。李老师又说，老阿姨年纪实在太大了，只希望她开开心心地活着。老阿姨行动不便，走路需要一根拐杖，但老阿姨又觉得拄拐杖不好看，就硬撑着不肯用，于是就免不了磕磕碰碰。李老师心里急，就耐着性子哄她，终于哄得老阿姨肯接受拐杖了，立马给我打电话，问我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到拐杖。

接到电话我也一愣，上海的淮海路、南京路，一家家大商店数下来，还真找不到一家卖拐杖的店。但工夫不负有心人，我竟在嘉定一家不大的超市里看到了它，赶紧买了送过去。老阿姨看了十分喜欢。李老师向我感叹，家里只要有老阿姨在，她就觉得心里很安定。由此看来，家中请客吃饭必得老阿姨做主，也顺理成章了。

我记不起是哪一年，也记不清是在什么地方了，反正，一次会议结束后，众人开始往外走，但上海的另一位文学前辈、评论家，高高瘦瘦的梅朵老师笑眯眯地站在那儿，对李老师说：“今天晚上我要到你家里去吃饭。”李老师也在笑，却是摇头，说：“今天晚上我家里只有一条小的清蒸鳊鱼。”梅朵老师一听非常开心，说：“我就吃这条清蒸鳊鱼好了。”

那时我尚不知李老师家里清蒸鳊鱼的美味，心里又好奇又好笑，两条腿竟挪不动了，只想听听李老师怎么回答——人家就是要吃你的这条清蒸鳊鱼，看你咋办？

没想到李老师脑袋微微一侧，脸上显出小女孩般娇憨的表情说：“那我要去问问老阿姨，肯不肯给你吃！”

我一听差点笑出声来，赶紧低头跑开了。在那个晚上，梅朵老师究竟有没有吃上那条鱼，我就不知道了。但我想梅朵老师必是在李老师家里品尝过那道菜的，否则不会一听清蒸鱼就这般振奋。老阿姨厨艺了得，拿手菜有咖喱鸡、红烧对虾、红烧蹄膀、清蒸鱼……我平生最怵头的事就是下厨房做饭，但饭却是要吃的，实在饿得受不了，只好跑到厨房里做，可等到做好端上来，已经没胃口了。我年轻时常常不吃中饭，到晚上才饱餐一顿。记得有一次写稿写到天黑，饿得前胸贴后背，也顾不上做饭了，出去买了个午餐肉罐头，狼吞虎咽一下子全吃光了，结果肚子胀得受不了，一个人跑到田野里，整整走了两个多小时，才算舒坦。我把这些事当作笑话，在聊天时说给李老师听。李老师忽然就严肃了，说：“你这样不行！你要想长久写作，就必须要有一个好身体。要身体好就得好好吃饭，一顿也不能马虎的。”

这话说了没多久，我就又被李老师请到家里吃饭去了。吃罢，老阿姨拿来一只大口玻璃瓶，为我装了满满一瓶切好的酱蹄膀让我带回家。那蹄膀没切时我见过，用棉线扎得紧紧的，切开来，一片片的肉既紧实又软糯，香喷喷让人没齿难忘。李老师说：“你回去放在冰箱里，下面条时夹几块，就不用做菜了。”我心里一热，转过头去，隐忍了欲落的泪水。

我不能说与李老师漫长的友谊是从齿颊的留香开始的，但这“开始”真的想不起来了。以李老师的名望，说她在文艺界众人皆知并不为过，即使一切职务都褪去，也是著名的评论家。作为评论家的李老师在艺术上有自己的标准。她对作家的作品，无论有名的还是无名的，自己觉得好的就讲好，不好的就讲不好，至于那“好”里面的“不好”，或者“不好”中的“好”，她都会从容不迫地娓娓道来。哪怕你不认同她的意见，你也不得不承认，她认真读了你的作品。她决不会一目十行把一篇小说翻翻，或者只看个标题，然后数千字的评论文章就哗哗流淌出来了。她读作品十分认真，她自己笔下的每一个字也是认真、中肯的，负责和善意的。她不虚伪不客套，不势利不媚俗。

作家与评论家走得近，少不了在自己的新书出版之时签上名巴巴地送去请求指教。我出了新书也会签了名送给李老师，在签名的扉页也会写上请指正之类的话。但我确实从未对李老师说过请您评论一下我的作品。我甚至记得，李老师对我的一部小说发表评论时，我连书都没送过，因为那时小说发表不久，书的出版还没着落呢。

1988年，我的一部以云南知青生活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呜咽的澜沧江》发表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小说界·长篇小说专辑》上（发表时题为《女性——人》）。小说发表后我被告知文艺出版社不出此书了。我也听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有人写文章说我没在云南插过队，不了解那里的生活，胡编乱造。对此我并不在意。我去云南进行过仔细的采访，我有交往很深的朋友、亲戚、同学在云南兵团当过知青，我在动笔前还做过非常细致的案头工作。说我瞎编的并未具体指出瞎编在哪里，而小说在台湾出版时人家请了很多老专家来研究，哪怕一草一木都没有放过，也只对我写的某棵树和一种草名提出了质疑，但后来经过查证，说我写的没错，没让我修改。其实，我在这部小说里对知青运动、对知青追求人生价值和理想的认识上，都比以前写的《生活的路》提高了一步，我自己心里有数。如果在安徽插队者就只能写安徽知青生活，写云南就不真实了，这对文学创作的理解也太狭隘了。

也就在这时，李老师约我到她家里去，对我谈了她对这部小说的看法。如今在漫漫长夜里我仔细回忆，这可能就是我第一次去李老师家。因为在此之前，我几乎没跟李老师说过话——原因也很简单，李老师曾是我工作过的单位的领导，我一向不敢跟领导主动搭话。

但这一次，李老师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剖析了我的作品，对它作了充分的肯定。这让我既欣喜，又意外。李老师又说我之前的作品有“一股学生腔”，这部作品实现了“自我突破”，上了一个高度。我傻傻地笑得开心。虽然“学生腔”之说一时使我有些茫然，但我知道这是她实话实说的批评，也是充满了善意的。一个作家如果连善意的批评也听不进去，怎么能进步呢？有好几次，相隔一张吃饭的方桌，李老师望着我说：“我一直担心，怕你从那个高度（指《呜咽的澜沧江》）上退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