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谈情说爱季节，文学遇冷。1957年，只写了两个短篇小说，投给省城一家文学大刊。一天，接到电话说省作协的一位姓韩的编辑来了，住在鞍山旅社，想同你谈谈稿子问题。我诚惶诚恐地如约赶往鞍山旅社，心里砰砰直跳，见了韩编辑语无伦次，说请问您是沈阳来的韩丹同志吗？对方忙更正：我是韩彤。哎呀妈呀！彤不念丹，成白字先生了，多寒碜呀！我头上冒汗，喃喃道歉：哦，对不起，念差了。这次见面，可能谈了小说修改意见。当时，我正忙于谈恋爱，没有功夫改稿，便把小说扔进宿舍床头的木箱里，慢慢忘在脑后。想不到同宿舍好友刘仁武悄悄取出来，把作者改为刘仁武，寄给了鞍山文艺杂志。这一下给我惹了祸。小说在鞍山文艺上发表后，刘仁武也没告诉我，直到市文联来电话通知取稿费，他才诚实地向我透露实情，陪我去文联领取了六十元稿费。二人在站前小馆啜了一顿。对刘仁武的恶作剧，我未加责备。比我还小两岁的毛头小伙子，闹腾闹腾，正常。没想到，此事被草明同志知道后，产生误解，非常生气，在课堂上批评说，梅宝恒刚发表一篇作品就开始追逐名利，用别人名字发表质量不高的作品，捞取犒费，这种行为非常错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文学讲习班绝不能只讲艺术而不讲思想品德，那样，学员就会犯大错误.....面对老师严励批评，我非常委屈、难过，无地自容，又不敢解释辩驳，说不清道不明啊，只好把苦水咽进肚里，一直未说明真相。恰巧，1957年全国下放干部，我与银行二十多名同事下放到海城当农民，于是向市文联请假，离开了文学讲习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