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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建,华大基因董事长,特立独行是他的一贯作风。从擅自“代表中国”加入人类基因计划,到带领华大出走中科院;从把资本骂出门去,到被资本倒逼,汪建带领华大一路暴走,让人又爱又恨。
“基因狂人”、“土匪科学家”、“生物界的富士康”,种种褒贬不一的评价都指向这位个性鲜明的老顽童。
本周的《对话》就迎来了这位基因界的“老炮儿”,聊过之后只有一个感受——名不虚传...
汪建:
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1990年老布什宣布启动人类基因组计划,华大一个创始人,叫于军,他就提出来,应该把这个项目搬回国去。1996年,我们到了中国科学院,1998年考虑做人类基因组计划的1%,然后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于军,他负责在美国做“内应”,杨焕明负责国内的协调,我就负责找地。我找遍了全北京,后来转来转去,转到了顺义。
陈伟鸿:听起来有点打游击的感觉。当时您以民间队的身份加入到一个国际的计划里,当时你觉得对你而言,为什么一定要做这样的事情?
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已经讨论了十年了,如果我们再继续犹豫就没有机会了。1999年,美国有一个论证会,加快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进度。我们作为在这个领域里面的人要是没有作为,我们就是历史的罪人。
为什么只做了1%的任务?
陈伟鸿:您提到1%的研究任务是什么概念呢,怎么不来个10%?
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我们当时锅子就那么大,铁就能卖那么多钱。几个院士跟我们打招呼,别搞太多,小一点还是有可能。我们再倾家荡产,也就那么点家产,几千万还凑合,所以就先启动了。
汪建:我不需要扬名立万
陈伟鸿: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成果是开放给全世界共享的。你干嘛要挤破脑袋,甚至是备受冷落的一定要加入?是为了扬名立万吗?
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不需要扬名立万。人类基因组计划作为世界三大创举之一,如果我们不参加,就不可能有今天。我什么人都能当,我不能当历史的罪人。这个事情过去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讲过。当这样的学术争论上升到国家战略发展决策的时候,至少在这个领域牵涉到国家发展了。我们不能对这样重大的事情视而不见。
美国方面基因组计划加速,急哭汪建
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就是那天,也不是哭了,哽噎,更文明的说叫哽噎。我们那天成立,华大成立没有任何商业目标,就是要把人类基因组计划的1%完成掉。完不成,我们就撞墙去。完成掉,最后倾家荡产,没人理我们,我们自己散伙。就是“为了祖国的荣誉”,七个字。
因为当时只有6个月的时间,这边的审批没有过,有不同意见,原来是全票否定的。美国人那边全面加速了,已经没有任何再犹豫的时间了。9月1号,杨焕明在伦敦拿下了1%。
陈伟鸿:您的哽噎和哭是着急的。
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其他我怎么能哭。着急啊,没有钱。
汪建:我肯定是科技民工
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我肯定是科技民工,从爱因斯坦以后,从上世纪30年代的物理学高峰期以后,所有大科学发展都是在大科学工程计划下完成的,就是把每一个环节分解掉。生命科学就是第一个成功的大科学工程计划,必须是分解的。再说,深圳民工作出的贡献,全世界有多少城市可以比?深圳这种创新的做法,你能不反思吗?所以我们科技民工到了深圳就是回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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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莫瑞超
编辑|闻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