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前期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持续下降一方面是因为重工业化加速，另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结构变化滞后于产业结构升级。

重工业化是中国社会发展无法跨越的阶段，但未来随着钢产量增速的稳步回落，也标志着中国即将进入重工业化后期。从重工业化的两大引擎——出口和城市化都出现了放缓的迹象。但由于西部增长动力仍然充足，因此中国的重工业化仍将持续10年左右。

随着原有模式难以为继，并辅以政策配合，收入分配将从资本向人力倾向。此外，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将持续提升。

随着经济结构的变迁，未来资本报酬率水平或将下降。因此未来地方政府应以人均可支配收入而非人均GDP作为考核指标，否则势必导致新一轮的资源错配和地方债务的上升。只有这样，地方政府才能充分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和鼓励人口外迁。

落实到投资上，未来消费占GDP比重也面临上升的拐点。因此消费类股票，尤其是受益于中西部地区消费总量提升以及总体消费升级概念的股票值得持续关注，如苏宁电器等。此外，劳动力替代也将成为新兴概念，其中的吉峰农机等股票或能持续受益。

图 1：
日本劳动报酬和企业盈余占GDP比重
（1950-2007）
单位：1

http://s2/middle/682acc8ft8d96c6c0d471&690

图 2：
各国粗钢产量增速趋势
（1900-2020）
单位：1

http://s12/middle/682acc8ft8d96c7cd53db&690

图 3：
中国轻重工业占比
（1990-2008）
单位：%

http://s4/middle/682acc8ft8d96c92c4943&690

图 4：
东、中、西部投资增速
（1990－2009）
单位：1

http://s5/middle/682acc8ft8d96ca20efb4&690

图 5：
中国劳动报酬和企业盈余占GDP比重
（1993-2015）
单位：1
注：2008年后为预测值

http://s11/middle/682acc8ft8d96cada79da&690

重工业化是分配偏向资本的主因

关于收入分配中劳动力薪酬在GDP的占比持续下降问题，日益受到大家的关注。有关资料显示，中国劳动力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连续下降了22年，从1983年的56.5%减少至2005年的36.7%。相应地，企业盈余在GDP中的占比则不断上升，这些年都超过了30%。因此，有关收入分配的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现象也日益严峻。但很多人仅仅把收入分配问题归结为体制性原因，即便是政府部门，也认为自身要对收入分配承担责任。
但实际上，收入分配不公是工业化过程中难以回避的现象，美国、欧洲、日本等经济体在其重工业化的过程中，都出现过企业盈利占比上升而劳动薪酬占比回落的现象，例如日本在1955-1965年间劳动者报酬一直在40%左右波动（见图1）。但中国自2000年以来劳动力薪酬占比下降现象尤为突出， 一方面原因是2000年开始进入了重工业化时代，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社会结构明显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即我们的城市化率的提升大大落后于制造业的发展，并抑制了服务业的发展。

重工业化的特征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高增长，由于这一产业对货币资本或实物资本的需求远大于对劳动力的需求，因此，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大量基础设施需要投资和中国日渐成为世界工厂的背景下，重工业前景看好，盈利水平可观，银行信贷和资本品便更多地流向重化工业，导致重化工业的增加值在三次产业中的占比不断上升，对应的盈利规模也不断扩大。但由于重工业所吸纳的就业人口非常有限，因此，它给全社会创造的薪酬收入总额也非常有限，相反，其盈利规模及上交的税收收入却非常可观，如石油石化、电力、钢铁、有色等几乎都是大型国企占据很大市场份额，成为企业盈余和政府收入增加的重要源泉。

这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中也得到了印证：中国的个人储蓄率自2001年进入重工业化时代以来不再上升，拉动国民储蓄率上升的直接原因是企业储蓄率和政府储蓄率的逐年提高。经济高速增长、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是政府和企业储蓄率攀升的诱因，政府和企业总储蓄才是国民总储蓄的主要构成部分，占了国民总储蓄70%左右。而个人总储蓄仅占国民总储蓄的30%左右。

既然发展重工业不利于提高社会总薪酬水平，那么是否可以不去发展重工业而去发展轻工业和服务业呢？看似可以，但实际上却难以逾越重工业化这一阶段，从成功国家的案例看，几乎都无一例外地经历过重工业化的阶段，如美国在上世纪30-40年代、日本在50-60年代、韩国的70-80年代都经历了重工业化的过程，与之相对应的，其钢铁产量增速也达到高峰（见图2）。由于重工业大多属于基础产业，是支持其他产业发展的基础，尤其是中国需要利用廉价劳动力优势而成为世界工厂，更需要重工业作为支撑。而同时，重工业的发展同样也带动了服务业的发展，三次产业之间都是相辅相成的。

服务业比重提升渐成趋势：收入分配倾向人力

如果我们把粗钢产量增长率的最高点作为重工业化加速推进的巅峰，那么，它同样可能也是工业化前后的分界线。数据表明，我国的粗钢产量在2005年曾达到接近30%的涨幅，之后则不断回落，虽然今年前5个月增速再度上升至23%，这显然与09年年初的经济刺激计划相关，但下半年的产量增速将下降，11年则降至5%以内。从重轻工业的比重看，已经从1990年的51:49，到2008年的71:29，这表明未来重工业比重进一步上升的空间有限（见图3），中国的重工业化已经进入了后期。

此外，从拉动重工业化的两个引擎：出口和城市化的步伐来看，也已经出现了放缓迹象，中国的出口在全球占比已经达到10.6%，这几乎是历史上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出口大国的出口极限了。虽然今年由于基数原因导致出口增长率将达到30%左右，但11年或将回落至10%的增长率。 而从城市化的布局看，作为最大经济体的东部沿海，GDP总量占比超过50%，城市化率也已经达到60%左右，城市化的进程已经放缓，故09年的经济增长率普遍低于中西部地区（见图4），如城市化率已经超过80%的上海，今年上半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更是低至2.6%，远低于全国25%左右的水平。因此，当出口和城市化这两大引擎的动力减缓之后，重工业化也步入后期，但由于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率较低，故重工业化后期的延续时间应该在10年左右，但与中国制造业增长率回落相伴的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过程。

早在15年前，政府就提出要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却迟迟未能转换，原因在于当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土地、矿产及劳动力等要素价格比较低廉的时候，谁都不愿意放弃这样快捷简单的增长和盈利模式，获取资本的丰厚回报。如今，人口红利将尽，土地价格暴涨各类资源品的成本也大大上升，原有的模式确实难以为继，无论是企业还是地方政府，都不得不将外需转为内需、投资转向服务。

因此，服务业增长率的提升，主要将体现在消费领域中的服务类消费，服务类消费在美国的消费总额中占了66%，而中国大约在35%左右，我国大部分消费都是实物消费，因此服务类消费的上升空间很大，同时也可以拉动就业，带来劳动力收入占比的提升。此外，交通运输、通信、酒店旅游、教育、卫生医疗、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增长速度也将加快，这与我国发达省市进入生活质量改善阶段有着必然联系，与日韩等发展过程中的产业变迁相似。由于服务业属于轻资产行业，人力成本占了服务企业成本中的很大比重，在中国三次产业的人口构成中，第一产业人口占比为39.6%，第二产业人口占比为27.2%，而第三产业人口占比由1991年的18.9%上升到目前的33.2%。因此，服务业在三次产业中占比的上升，必然使得劳动报酬在GDP中的占比上升而企业盈余的占比下降（图5）。 如韩国劳动者报酬占比从70年代末的30%左右，上升至如今的45%，而企业盈余占比则从50%降至30%，这都是在服务业高增长的时候发生的。

产业转向与行政观念的转变

当企业盈余在GDP的占比出现下降，资本报酬率水平同样也将回落，这就需要行政当局在决策过程中，如何更合理地运用财政工具。比如，10年前修一条高速公路的投资回报率是比较高的，而今天修同样一条高速公路所创造的GDP总额将大大超过10年前，却可能是长期亏损的，原因在于高速公路已经供过于求了。如果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的高增长而执意投资既让民生受益不大，又缺乏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项目，那么，其结果是增加了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和银行的潜在坏账。

而目前中国经济的投资重心向中西部转移的趋势已经确定，中西部地区未来经济的高增长是可期的，但由于中西部地区在过去10余年的开发中，投资回报率都已经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相信未来的投资回报率也难以显著回升，原因如前所述，中国整体的企业盈利率将下降。更何况资本的逐利性也揭示了东部沿海率先投资而中西部滞后投资的报酬率因素。拿内蒙为例，截止2009年，内蒙已经连续八年成为GDP增长率全国第一的省份，但2009年GDP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之比只有1.3，广东接近3倍，而财政收入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之比，内蒙只有18:100，而广东是64:100，说明资本投在西部地区不仅产生的经济增加值少，而且效益低下。

因此，如果地方政府行政观念不转变，那么，在新一轮的中西部地区投资中，将依然把GDP增长率作为行政的首要目标和最大政绩，这势必导致新一轮的资源错配和地方债务的上升。为了避免这一现象的发生，中西部地区的行政考核应该以缩小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东部地区差距为目标，而不应该用人均GDP作为考核目标。而要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水平，无非是三个途径：创造充分就业机会、政府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和鼓励人口外迁。纵观发达国家对自然条件欠佳地区的做法，都不外乎这三点，其中增加转移支付和鼓励人口外迁是最有效的做法，这意味着条件越差的地区的人均资源拥有量更多，故人均收入水平与发达地区就非常接近了。而我国落后地区拿到政府的转移支付后，往往先搞投资，追求GDP增量，导致落后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与发达地区的差距难以缩小。

此外，尽管未来劳动力报酬会上升，但这不等于贫富差距会缩小，故如何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维护公平和合理，的确是政府应该作为的。目前政府与企业的储蓄率水平较高的现象，反映出我国财税部门在转移支付和税收征管方面还有待增加力度。比如，我国2009年底，养老金总规模为2.25万亿元，仅占当年GDP的6.62%，而发达国家平均占比为40%~50%，这些差距，是需要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来缩小的。但财政收支结构的调整是否能够真正体现惠民生和缩小贫富差距的意愿，还是依赖于政府职能的转型和考核目标的重新设定。
落实到投资上，由于收入分配偏向人力以及人口结构的变迁，未来消费总量将会持续提升，其占GDP比重也面临上升的拐点。因此消费类股票，尤其是受益于中西部地区消费总量提升以及总体消费升级概念的股票值得持续关注，如苏宁电器等。此外，劳动力替代也将成为新兴概念，其中的吉峰农机等股票或能持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