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公都子1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

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2，上者为营窟3。《书》曰：‘洚水4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5；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6，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7，驱飞廉8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像而远之，天下大悦。《书》9曰：‘丕10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佑启我后人，咸以正无缺。’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11横议，杨朱12、墨翟13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14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戌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15。’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注释】

1公都子：孟子弟子。

2下者为巢：下是指低级，而不是上下。

3上者为营窟：上是指高级，不是上下之上。营窟：营造洞窟。

4洚（hóng）水警余：洚：通“洪”。《尚书》逸篇中的话。

5菹（zū）：水草茂盛之沼泽地。

6污池：水塘。

7伐奄，三年讨其君：也是周公所为，是成王时的事。

8飞廉：纣王之臣，传说其善跑。

9《书》曰：见今本《尚书·君牙》。

10丕：大。

11处士：没有官职的士人。

12杨朱：战国时期思想家，晚于墨子，早于孟子。

13墨翟：即墨子。墨家学派创始人。

14闲：门中有木，是门栓、门插，故有捍卫之意。

15承：抵抗。出自《诗经·鲁颂·閟宫》。

【细读】

对一切歪理邪说的宣战书

孔子死后大约一个世纪多，孔门弟子也全部去世，而儒家思想并未能挽救全天下衰退的形势，故思想界一片混乱。在当时来看，周天子早已名存实亡，只具有文化象征的意蕴，而没有实际控制天下的能力，不具备任何行政领导力和执行力。春秋时期“五霸”的历史功绩主要是文化方面，这五霸就是坚持周文化，主持天下多国结盟时把周天子请来，奉为共主，实际便是承认周王朝，坚持周文化。战国时期，诸侯只有十多个国家，大的诸侯国其实都是华夏文化，不存在夷狄戎蛮等少数民族削弱或消灭华夏文明的可能了，这样诸侯国也不在尊奉周天子了。于是社会形态到底走向何处，如何解决天下纷乱的局面，不同的学派便开始纷纷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药方。最显著的是杨朱学派和墨家学派。因为这两派的观点直接和每个人的生存有关系，故得到最普遍的关注。杨朱学派奉行极端自私的利己主义，主张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观点，杨朱明确说拔一毛而利天下也不为。这对于当时统治者借用为天下的名义横征暴敛甚至将众多百姓卷入战争的做法是个抵制。而墨家则提出兼爱，泯灭自我利益主张人无条件地兼爱普天下的人。这两种观点都和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相关，故受到人们的关注。

鉴于当时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思想界极度混乱，百姓懵懂而无所适从的情况，孟子挺身而出，坚守圣贤政治和儒家思想的命脉。当时的社会状况是“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社会衰败而圣贤之正道开始衰微，歪理邪说横行，臣弑君，子弑父的事件多有发生，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和传统的伦理观念。于是孔子才笔削《春秋》，就是要为后世留下政治伦理的裁判和王道政治的社会模式。

当时思想界的状况是“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圣明的天子不能出现，诸侯便肆无忌惮地放纵自己，任意胡来。士人不按照正常思路发言而是乱发议论，杨朱、墨翟的理论流布全天下，天下的议论，不是倾向杨朱就是倾向墨翟。而杨朱极端自私，便是泯灭君臣大意，墨翟则提倡兼爱，便是泯灭父子亲情。没有君臣观念，没有父子观念，就是没有理性没有人性的禽兽。这样，天下就成了动物世界，就会弱肉强食。于是孟子进一步描绘了这样恐怖的社会生活图景。“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公明仪是曾子的学生，是孟子的前辈，用他的话来说明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非常有说服力。于是孟子进一步明确指出，“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杨朱、墨翟的学说不驳斥倒，不消亡，孔子的仁义学说就不能显著发扬，这就是荒谬的歪理邪说在欺骗诬枉百姓，就堵塞了仁义的道路。仁义的道理被堵塞，就等同是率领禽兽吃人，人们之间也相互吃，相互残杀。我就是为这种状况恐惧担忧，因此挺身而出来捍卫先圣的仁义之道，抵制杨朱、墨翟的荒诞的理论，使歪理邪说不能产生作用和影响力。至此，孟子关于自己爱辩论的原因阐释得非常透彻精辟。

孔子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而孟子是挺身而出捍卫孔子学说，同样是为天下开太平。这种责任心和勇于担当的精神便有极大的感染力。韩愈在《读荀》一文中说：“始吾读孟轲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尊，圣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也从侧面说明孟子在捍卫宣扬孔子学说方面的伟大贡献。在《进学解》中，韩愈说：“昔者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辙环天下，卒老于行”，进一步肯定歌颂了孟子通过辩论而发明孔子学说的功绩。韩愈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也是重要的人物，他对于孟子的地位和作用有深刻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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