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北京，了件心事，与离散多年的老师会面。

  老师是哈尔滨人，我一直在哈尔滨圈中找她，得悉她早些年与夫君移居北京了。

  称她老师，我不是她学校课堂上的学生，但在北大荒遇见她，我的懵懂少年岁月里有她的人生引领，自此，便将她放进了我心目中老师的名册。

  老师只年长我6岁，大学二三年级时，文蛤开始，她下到黑龙江兵团，做连队小学教师。

  1969年春，我随知青大军北上支边，和她邂逅在同个连队。

  她当小教，我做文书，俩人成了室友。

  晚上，睡在坑上，她读书，见我无聊，递过一本艾思奇的巜大众哲学》，我一看这玩意儿没兴趣，初中生读不懂的，在她的劝导下，硬着头皮应景，半生不熟地啃完了这本书。

  当时，有个北京室友，当兵走了，留下了一批书。老师便有了让我读书的理由。

  每天晚上，我俩开启夜读模式。屋里没有桌子和凳子，只能躺在炕上看，炕沿放一盏煤油灯，她睡在灯的左边，我睡在灯的右边，劣质的煤油很快熏黑了我们的鼻子，再后来熏成了大花脸，再后来我被瞌睡俘虏，剩她仍在挑灯夜读。就那条件，我还是被老师硬生生拽上了阅读之路。

  老师身世畸零，跟我说，她父亲在文蛤前就大倒了，当年她高考成绩可进重点大学，因为家庭出申，被调档到了普通大学。她有音乐天賦，曾被某歌舞团看中，也因那道坎没让她迈进。

  老师聪慧，成熟，进取，可是她的青春没有热血，唯有生存，臭老九这个标签作践了她，评优，入党，晋升都于她无缘。婚恋也无处安放，跟谁恋爱？知青都比她小，姐弟恋不为外界所容。我们当时年纪小，只看见她的遍遍锤打，并不懂她心中的伤痛。

  老师是上帝派来的保护神，我年少时鲁莽，一个人会去原始森林边的河里游泳，河水湍急，下去就被推出几米远，危险的还是森林里随时会走出野兽，已发生数起伤人事件。青春无惧，我还是下水了，老师得知赶来喝住，才避免了一次险况。

  我在连队兼着出纳，每月有一天要和卫生员一起去百里之外的团部领取全连人员的工资，早上步行2小时的荒野，赶到火车站，然后乘火车到团部，下午原路返回。

  有次，卫生员病了，我自作主张不打招呼，只身一人前往，回来时火车晚点，下了火车天已漆黑，无法走路回队，就借宿在朋友连队。

  老师发现我一人去领款已是夜晚，心急火燎地报告了连队领导，这下惊动了全连，因20多里的荒野一到天黑，野狼成群出没。连长率30多个男知青，举着火把沿途寻找，沟沟壑壑都查看，生怕我被野狼吃了。我背着钱袋子在大伙簇拥下回到连队，挨过连长批评，又被老师劈头盖脑一顿臭骂。

  老师早我半年离开连队，去煤矿成婚了，那是1971年秋。她走后第二年，父亲为我办好了返回家乡的手续，恰巧这时团部荐我去中国科技大学读书，中科大在安徽，又是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已厌恶什么第二故乡第三故乡，执意回到了南方。如果当时老师还在，她一定不会赞成我的幼稚选择。我放弃了人生笔直跑道，数年后才填补了这一空白，可见当初对故乡多么眷恋，像生来带着的一块胎记，不愿剝离。

  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40年后的今天，我和老师都步入了老年。

  去京路上，设想老师的生活一定过得好的。她从哈尔滨一所中学的教师岗位上退了下来，先生也是个老大学生，在单位搞技术的，儿子妥妥一枚学霸，从清华博士毕业后出国了。

  等我在京郊的一个旧房里见到老师，心里非常拔凉，原来老师已经寡居，儿子出国后无故失联多年，先生也已癌症去世，临终前才联上儿子见了一面。

  生命中有些痛苦是无法逃避的，但老师并没有留在昨天。她参加社区合唱团，跳广场舞，弹古筝……生活虽然平淡，却一直愿意为快乐买单。

  疫情前接到她的电话，说儿子已回国创业了，她也找到了靠谱的老伴。

  少年远去，回望来路，我们这一代是很特别的一代，没有人能夠重复我们这一代的过去。

  但人世间古往今来，悲伤和快乐必然是生命的两端，拥有平和的态度才能面对生命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