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迪.爱伦根据自己的小情怀在《午夜巴黎》中编织了一个20年代的艺术盛宴后，“黄金年代”突然成为周边人的谈话主题。务实的A小姐一度与我争论不休，在她的刻板严肃的小脑瓜中，沉湎于从未参与的过去从来都是可悲的，谁知道将来的人会不会认为2012也是黄金巅峰？就连爱伦自己都在电影中调侃了黄金年代这一论调，足以见得20年代的虚幻美梦有多不靠谱。只可惜爱伦不是女导演，唠叨不休的面孔下多见知识分子特色，从无女性主义视角。不然，《午夜巴黎》恐怕是另一番景象，自认女权的A小姐也恐怕要重新真正审慎起20年代。

因为这个年代的迷幻与浪漫，变革与荒诞，都统统由新女性起头。暂且抛弃那些早普及开来的鼎鼎大名：海明威、达利、毕加索、马蒂斯⋯⋯姑且先来寻找这个年代的女人。她们和自己所处的时代一起被旧传统和新思维的冲撞弄得昏眩不已，她们和也自己所处的时代一起做出了选择：与旧道德观彻底决裂，向着那个光怪陆离的新舞台狂奔而去。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flapper。

一战成为女性自由的分水岭，因为“所有的神明都已经统统死光，所有的仗都已经统统打完，所有的信念都已经统统完蛋。”禁锢解除，经济复苏，艺术空前繁荣和生活方式空前挥霍无度的日子来临了，在衬裙和束胸中憋屈了太久的女性首先在这样的日子里尝到了甜头，她们身体力行地参与到当时盛行的享乐主义与正在萌芽的消费主义中去。无数传奇人物也是随着这股浪潮而声名斐然，譬如菲茨杰拉德——那些剪短发、穿直腰线短裙、涂口红、开闪亮汽车，喝酒抽烟，享受性自由的年轻女孩们不但成为了他小说中永远的女主角，也成为他一生的爱侣和缪思，事实上，他那传闻中褒贬不一的老婆泽尔达就是个不折不扣的flapper。她承袭了那个时代的一切先锋和流行，她会放荡地穿着透明的裙子纵身跃入纽约著名的 Plaza Hotel 喷泉中游泳；跃上酒吧的桌子上跳舞，高高地架着双腿，裙子掀到了腰部；她挥霍无度地要求华服、钻石，每年花一大笔钱与丈夫一起豪华旅行；也文艺地写诗、作画、练芭蕾舞，更有艺术家式的敏感神经和动不动就发作的疯狂症。虽然大男子主义的海明威对她痛恨至极，但时代显然已经是flapper的了，菲茨杰拉德以泽尔达为灵感，出版的书籍不但记录了鲜活时代的鲜活女性，也顺带教育了站在门口张望的flapper童子军们如何像她们一样燃烧生命。

在一片气急败坏地指责道德沦丧之声中，舆论也开始悄悄缴械，《新共和国报》的编辑在1925年写到：“女性最近才步下了神坛，她们厌倦了那种神秘兮兮的女性魅力。或许这种打扮和独立、自谋生计以及投票等等所有的事情更为匹配。像遮掩你的手臂和腿部这样的事情，总有点被养在深宫后院的意味，你不这样认为吗？女性们仍然渴望被爱，但她们希望这也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她们真正拥有的品质能够得到尊崇。”

而女性能拥有地真正品质在这个疯狂的年代里显然被放大了，或者说，这一个年代都带上了女性的品质：贪图享受、注重美学与艺术、敏感、伤感、疯狂、不顾一切。它似乎是人性被解放过度的后果，也好似一场消费主义的阴谋，浓郁商业气氛下，广告商、艺术家、作家、服装设计师、电影明星为这样的特质下的社会规则施予了权威，也在这样的社会规则下大捞了一笔。香奈儿早期的成功可以视为flapper的成功，好莱坞三巨头克拉拉.鲍、考琳.摩尔和路易斯.布鲁克斯成为活跃在银幕上的flapper代表，他们的帮助使得flapper们对于服装与音乐、香烟与美酒、戏剧与艺术的品位成为流行风尚。

Flapper让女性从古老的桎梏中抖落片片尘埃，而flapper本身却不能因此得到永恒。被认为拖垮了泽尔达受尽前夫所指，最后在精神病院的一场大火中结束了轰烈而荒唐的一生。就像她的命运，梦幻的20年代在经济大萧条下急转直下，一场烟花散尽，只有传奇留下，连灰烬都是宝藏。2007年底，勒鲁瓦以一部以泽尔达为原型的小说《阿拉巴马之歌》赢得了龚古尔奖， 他说：“我爱那些有极强欲望的人，欲望的力量，对自由的渴望，让他们鹤立于凡尘。”黄金年代是否存在已然不再重要，对于欲望和自由的折射，足以让喧嚣的20年代鹤立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