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之战：编外初审笔战复审（4）

3月11日

下午出版社的终审又打电话给我，问：“你有没和作者联系？那本书我又改了一些，包括书名和篇章结构等等。”他把书名改成《悬壶济世无悔一生》，副标题才是《黎成科经验荟萃》。

 

我觉得书名这样一改，成了报告文学的题目，如果社长同意他这种改法，篇章结构都得改，按终审的意见，他又要我这个责编拿稿子回来处理。

 

我决计帮他们跟完这本书，再也不干了，他们的程序太复杂，太教条，所有的责任都推到责编身上，一本书稿至少要责编处理五六次，作者有意见、复审有看法，终审有思路等等全都要责编处理，谁的意见都不能得罪，责编无所适从，而且两三个月甚至三四个月才能出一本书，靠这点钱吃饭真的会饿死人！我也不想受这份气了，今天受的气也够多了。

 

3月13日

3月初，那个巫某花了一点点钱，成了我们公司的大股东，期间的凌乱、她的霸道在我以前的小说和文字中都有详尽的描述。

 

今天，出版社要我去拿稿子，老总要我回去盖章，我真是分身无术。

 

从出版社拿回稿子，那个朱总倒是没再刁难我，态度比较谦和，他在终审意见中写道：“责编对书稿进行了认真的编改，尤其是在复审之后，责编对复审的意见做了进一步的认真处理，体现了责编对图书质量的重视和对编辑业务的钻研精神，以及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复审工作总体上是认真负责的，也非常细致……不过，其中的某些修改是有偏差——从责编的处理意见中可见、责编的复审对于本书问题的审改、交流，甚至争辩，都反映出他们对书稿质量负责的态度，他们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值得称赞。不过，争论中少许的火药味，就似乎显得不那么和谐了……”

 

终审的评价还算中肯。

 

3月15日是周六，10点半拖完地，开始打字，对终审意见的处理，然后再打一份邮件。准备发给邵医生——就书稿中的一些问题找他核实。邵医生在外地，他要明天回广州后才能收到邮件。

 

3月18日，9点就到了出版社，忙了一个上午。

先是让张社看看那本书的前言和后记，他又忍不住要改，边改边说：“你看我有水平吧，干一行爱一行。”

 

在黎成科写的后记里，我提示张社，附录那部分是应出版社的要求加上去的，张社就大言不惭的补上是由某某出版社张某荣社长和责编张某琳的要求选录的。我叫他去掉我的名字，他却不去掉，改完后他还要打电话给邵医生卖弄一番，把他改的地方读给邵医生听，仍不忘自夸：“这里改的好吧。”

 

调整完书稿，我到办公室拿书号，拿条码，再送到美编那里，把书稿交给排班室，交待排版的女孩子怎么排版，告诉她结构做了调整，请她排版时注意。

 

然后回到社长办公室，和邵医生沟通，合同应该补充哪些内容，最后再到美编那里拿封面设计。

 

今天我了解到他们出版社一年有150个书号，但一般会用到160个，书号没问题，不够可以随时申请。张社又强调我一定要先当责编，编几本书再说。

我说：“象我这样兼职的责编很辛苦，一本书不知要来来回回跑多少趟。”

我还问他：“出版社到底有多少复审？是不是每次都让那个杨谋初复审？真受不了。”

他说：“有什么受不了，昨天省委宣传部的一个人还很感谢杨谋初呢，要杨帮他好好审审那本书，人家是中大中文系毕业的，因为这是你编的第一本书，我要找个厉害的人把把关！”

 

听他这么说，我也就不好说话了。

最后他还说：“如果你不是我的同学呀，没有这层关系呀，我才不找社外责编呢，很麻烦的。”

 

我又多谢他的帮忙，我最看不惯的就是他们的效率，如果靠当这个责编来赚钱，一辈子也赚不了几个钱。把这本书编完再说吧，如果他觉得我在他那干活让他难做，我索性不干了——极低的报酬，还要等书出版了才能拿到。

 

3月25日

张社9点打电话来要我跟那本书，校对到了那一步，封面设计作者有没有意见等等，都需要责编去跟踪。我下决心跟完这本书就不干了，这样干下去，时间、精力全耗进去了，钱也赚不到，比如30万字的书稿，只有1500元的报酬，还必须等书出版了才能拿，扣税、扣去交通费，只能拿到七八百左右，而且三四个月才能出一本书，也就是说，一个月连300元都拿不到，比廉价劳动力还不值钱，外加还要受气，这样的事谁干？

 

3月27日，9点终于打通了张社的手机。我告诉他：黎成科那本书发外校对了，要下星期一才能拿回来。他已知此事，说：一校让别人校，二、三校由出版社校，最后你这个责编还要通读一次。

 

然后他兴致勃勃的说了另外一个话题：“我刚从厦门大学回来，要策划一个陈晓勉和周笔畅的专题，不知你现在的状态怎样，现在你当责编我们给的待遇是很低的，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正式聘用你，加入我们这个团队，共同做这个专题。”

 

我则告诉他：“公司股份重组，新进来一个股东，占了我们26%的股份，她当总经理，我老爸当董事长，我还在考虑做不做。”

他马上说：“这样就别做了，让他聘一个董事长助理。”

谁都说的很轻巧，可我却下不了决心。

 

4月7日下午，张社跟我通了好几次电话，为黎成科那本书的事。我还向他投诉他们出版社的动作太慢，程序复杂，三个月出不了一本书，他们的编辑太轻松了，一年才出3—5本书，轻而易举就完成任务，剩余的时间就可以干别的事。我知道青岛某个出版社去年是400个书号，今年要完成800个，别人一个编辑就等于一个工作室！

 

老同学也有苦衷，说：“原来我们每年只需完成70万字，我上任后任务增加了1倍，编辑们呱呱叫，把我骂死了。”

我还说：“你们校对室更慢，一校要拿到外面去，三校也要拿到外面去校对，难道你们校对室的人很少吗？”

他说：“我们有8个校对，不够就再增加人。”

我说：“你应该给他们增加工作量，而不是增加人！我是旁观者清。”

他说：“好呀，还看出问题来了。”

最后我表扬他们排版的小吴动作快。

 

4月11日9点，我又到了出版社，在张社办公室拿到了三校稿，发现办公室又多了一个女孩，一周没来，又招了新人。看来他们这里就是人多，办公室、排版室都出都坐满了人，估计很多都是关系硬塞过来的。我只好到楼下的司机室去等邵医生。

 

9:45分，邵医生到了，他说书稿他们改动的地方，打印出来有6页纸之多！期间他还和黎主任通电话，黎主任说：不要像改文学作品这样改……

 

我本来就不想多改，要维护中医书籍本来的样子，但复审和终审们都要改，他们还嫌我改得太少。

 

下午回家一看那书稿，复审和终审认为改得很得意之处，比如上编、下编的大标题，作者们全都不满意，删去了，要求用回他们原来的题目。真是呜呼哀哉，我又得帮他们重新恢复，要花双倍的工夫。真是无聊透顶的复审和终审。

 

4月14日，2点我又到了出版社，说是2点上班，结果没有一个办公室的门是开的，我从1楼跑到3楼，再下2楼，来来回回走了两趟，敲了电脑排版室的门，总算开了，跟排版的小吴交待了几句，想坐在旁边看着她排版，她却说没那么快，我只好到张社办公室，把这本书的情况跟他说了说，话还没说完，又有一个人进来找他了，还带着行李，我只好告辞。

 

拿着封面设计去找美编，却发现他已经调到出版部去了，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出版部只有一个胖女人坐在那，我把封面放在黄美编的桌上。

回家了，真不知为了这本书的出版，我还要跑多少趟。

 

5月9日，8:45分就到了出版社，在排版室足足干了三个多小时。作者把那本书稿又重新校对了一次，把校对改过的很多地方都给否定掉了，作者在书稿中还注明不能改动的理由。邵医生还打电话向我抱怨：“他们越改越错，我没改的，校对却改了，而且越改越多错！”

 

就这样，我在排版室一边听着那些女人婆婆妈妈的话题，一边把他们改错的地方又按作者的要求改回去了。这是一本专业书籍，中医自然有专用术语，不能随便乱改的。

 

下午3点多，校对的小陈又打电话来，“我很担心，我们单位质检的人是不管中医专业的，只要不符合现代规范的就算错。”她说她要把稿子拿过来再看看。

 

像这样审稿，我真的要饿死了。

 

这本书终于在8月份出版了，懒得找书柜里的书，在百度百科上截图发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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