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大学日记（连载）

     96.“独生”写成“独身”，植树曲折“大钩伞”

1983年3月22日（星期二）

今天教育学课让我们讨论。每个组派6个人上台发言，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在我之前发言的同学，都可以离开讲稿，而我则是拿着讲稿照读不误，低着头念，没有感情，根本不敢抬头看台下的同学和老师。当我想抬头的时候，我的心在反对自己抬头。我知道自己讲得很不好，连一个教师起码的教态都做不到，还怎么当老师？提起当老师心就寒，我为什么会选择这条路？现在后悔为时已晚。我有这样的体会，假使我不愿意干的工作，我是无论如何也干不好的。明年就要毕业，可我不愿意当老师的想法依然未改变，这叫我如何是好？

学习委员发言的题目是“独生子女的教育”，可他把“独生”写成“独身”，我们爆发了一阵大笑。他发言的内容大致如下：

未来的家庭都是三位一体的，一对夫妇再加一个孩子，那么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也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你们以后都是青年夫妇中的一员（听到这话，我心里骂了一句“恬不知耻”）。由于这些青年夫妇后天不足，受四人帮的影响，没有足够的道德修养和文化知识，所以他们说的话，孩子是不爱听的，即他们在孩子面前是没有威信的。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不断得到改善，家庭经济条件也日益好转，因而独生子女在家里过得很舒服，由于父母的溺爱，这些独生子女不会明显感觉到父母给予他们的爱，往往对家庭产生一种抵制、甚至反抗的情绪。比如电影《潜网》中的女主角罗璇，她就是独生女。在她的婚姻受到家庭干涉的情况下，她敢于冲破牢笼，同封建思想决裂，寻找自己的爱情，而另一位男主角，即罗璇的未婚夫，他生长在一个工人家庭，家里多子女，他深感父母把他培养成人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往往顺从父母的意思，在争取婚姻自主的斗争中远不及罗璇那么勇敢，因为他过多考虑父母，听从了父母的劝告，同一个自己不爱的姑娘结婚。可见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性格上、对待问题的看法上都有许多不同之处。因此，青年夫妇必须结合独生子女的个性特点对孩子进行教育。……

他讲得慷慨激昂，不时用手势、头部运动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可惜的是本人后来实在无法听下去了，只想着自己能快点发言完，好干点别的事，可他们的发言拖了很长时间。现在想想觉得有些后悔，为什么我不集中精力把他说的后半截听完呢？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会用上这段话来刻画一个人物性格。

（笔者今日注：其实学习委员这段话说得很不错，思想朝前，颇具前瞻性，只是现在鼓励三胎了）

1983年3月23日（星期三）

班里有24个名额，参加星期六到太和植树劳动，原则是志愿报名。我本想借此机会到郊外散散心，想报名参加，可是我的朋友一个两个都不去，在班里除了有几个要好的朋友外，和其他人比较难相处，我是千方百计想避开那些人的，有时却很难做到，出于工作，我必须和他们相处，那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在别人眼里，我这人也不太好接触，不过，一旦别人成为我的好朋友，我会把一颗心奉献给她。因此别人对我的看法有两个极端：有人说我很好，叫我办什么事我都办，有人说我很傲慢，绝不会无缘无故与你交谈。没错，我确实是用不同的感情、不同的方式对待不同的人。言归正传，最后，我没有报名参加植树劳动。

放学时，经过古巴楼的背后，忽然有人从高处叫我的名字，我莫名其妙，四下张望后才顺着声音的方向抬头一望，原来班主任郑永宏老师从四楼的窗口探出头来，让我帮他把信丢到邮筒，他把信从窗口丢下来，信稳稳当当落在地上，我捡起它，感觉信的分量很重。我还不停地同晓湘嘀咕：“好嘛，从这么高的地方就看到我了。”我并没有生气。

我成了班里的义务投递员，两年半以来，经过我的手投进邮筒的信，我也数不清有多少了，不管是谁，熟悉的还是不熟悉的，同我关系好的还是痛恨我的，只要他们叫我帮忙寄信，我都毫无怨言地答应下来，说不定，他们很多情书都是我寄出去的呢！

1983年3月24日（星期四）

我是非去植树不可了。

上午班长问我：“你到底能不能去？”

我说：“是不是人数不够，如果是的话，我就去。”

大概是看我个子矮，年纪也小的缘故，他用不信任的眼光看着我：“你行不行呀？我再找找人，如果找到人就不用你去了。”

听了他的话，我心里嘀咕开了：又要问我去不去，实际上是很难找到人，许多同学都借故不参加，我答应去，又不相信我，真怕我吃不消吗？

这次植树，规定每人要挖13个坑，我一听这数字就害怕了，我已经有三年没拿锄头、铲子了，如果那里的土质松软，13个坑比较容易挖好，如果土质硬的话……但愿星期六不要下雨。

这次植树，得到任课老师的大力支持。由于我们作业很多，所以当代文学的方老师决定把分析《班主任》的文章推迟一星期交。我个人比较讨厌推迟交作业的举动，因为这样容易使人懈怠，自己原谅自己。再说，这篇分析文章我已经写好了，尽管自认为写的很差，但总算可以交差了。我现在担心的是马列文论的两道作业题，理论抽象，难以理解。看了有关的书籍，却不知所云。我的理论水平太差。我这人抽象思维的能力很差，形象思维的能力好些，这点注定了我是不能进行理论研究的，从事形象思维的工作，我也许可以胜任。尽管自认为自己的理论水平低，但依然有同学认为我的理论水平高，难以相信，为什么我对自己的看法和别人对我的看法截然相反？

1983年3月25日（星期五）

今天金露帮我买了两张电影票，片名是《特殊的战争》，是晚上8点40的。

晚上我和汪晓湘去看了，看完后还是爸爸来接我回家的。

电影的内容就不啰嗦了，反正不太好看。

看电影之前，我和晓湘约好了，晚上每人带一把大钩伞，既可以挡雨又可以做防身的武器，尖的那一头可以直刺敌人的心脏，弯钩的那一头可以勾住歹徒的脖子。晚上，晓湘果然带了一把钩伞，我嫌家里的钩伞又长又大，很不方便，就没有带去，而且爸爸会来接我，我啥也不怕了（笔者今日注：敲这段话时，我笑了，看到这里，你们笑了吗）。

1983年3月26日（星期六）

一早起来，见是个好天气，春光明媚，昨天被大雨淋湿的大地也被被风吹干了。这真是植树的好时节。虽然昨晚看电影时，郑露告诉我今天的植树活动取消，全体同学回校上课，但我不相信，这么好的天气会不去植树，于是我做好了去植树的准备，背着书包回学校了。

回到课室，已近8点，只有两个同学在课室，我打听是否要去植树，她们都不知道。等了好久，领导们才决定去植树。可是我们班去植树的同学凑不到10个，即没有人回来上课，原来报名去植树的同学有的回去了，有的没回来。其实这全怪校方做事优柔寡断，于是我们班成了校方攻击的对象，系领导在课室里骂完还不够，还要跑到宿舍骂。同学们当然据理力争。据说连过去的班主任宋老师和现任班主任郑老师都被系领导批评了，现在班里准备去植树的只有5个女同学，我看形势不妙，马上打退堂鼓了。说实话，我们真不想去植树，于是我们到宿舍聊天了，本意是边聊天边等车过来，并没有决定不去。后来82届的同学来了，说他们正在上课，就被叫出来去植树，他们还一直埋怨我们班。

我去校医室开记账单，准备去东山区人民医院看病。校医室的张医生问这问那，还要看学院的医疗证，我说没带来，只把东区的医疗证拿给她看。她边看我边解释，我说：“我肚子疼，已经很久了，看了好几次都看不好。”

你猜她说了句什么？她说的话连我也想不到，她说：“看不好你还要去看？”

听到这话，我的火就起来了，本想反驳她：“难道看不好就不看了，让病痛折磨我呀，正因为看不好才要去看！”

我把火压了压，还是心平气和，只不过把声音放大了一些说：“前几次看的是中医，这回要去看西医。”她这才开了一张记账单给我。办件事可真不容易啊！有几个医生像陆文婷？现在的医生有陆文婷一半就差不多了。

下午到东区医院看病，那位女医生也很不耐烦，板起面孔，好像我欠她200块钱似的，就仗着病人要求她而摆臭架子。看她那副模样，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但毕竟我还有点修养，加上有求于人，所以才把火气压下去。

我盼望陆文婷快快来到我们医院中。

这两天，让人生气的事真多，首先是昨天下午原定由我系教授做学术报告的活动，因为下雨，人数太少，大教授拉不下架子而改期，害的我们这些走读生白跑一趟。这是一。

其次，今天早上的植树活动的曲折，拿记账单、下午看病等等，都让人生气，真是祸不单行，不过我这人还算好，容易生气也容易消气，不会记旧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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