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大学日记(连载)18.看到街头乞丐心撕裂,同做值日人美心也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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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日记本扉页的一句话:从今天开始的生活,会怎样?
我的青春谁做主?
十六、七岁开始的原始记录,四年大学记了160余万字,除了个别错别字,一字未改,堪称原汁原味。
1981年3月12日(星期四)
中午放学时,我和白杨疾步行走在回家的路上。
一个干瘦的老头,上穿黑色布衣裳,下穿灰色裤子,右手提着乱七八糟的行李卷,左手拄着拐棍叫住了我们。他说:“大姐,我从XX地方来,钱和粮票都丢了,没钱买车票回去,请你们给我一点钱,我好买车票回去。”
听完他的话,我俩和气地对他说:“我们都是学生,哪有钱呀?”
我很想助这老头一臂之力,可惜身上一分钱也没有,我俩只好继续往家赶。但愿这可怜的老头能遇见好心人,帮他凑够回家的路费,让他阖家团圆吧!
1981年3月13日(星期五)
一个白头翁,身子蜷缩着。靠在马路边的墙上蹲着,眼睛半睁不开的,一只手放在衣袋里,另一只手端着一个瓷碗,碗里有些钱和粮票。每当行人走过时,他就用可怜巴巴的声音说:“行行好吧!”
又是一个乞丐!我惊叹了。最近这些乞丐在广州街头屡见不鲜,他们之中有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有缺胳膊少腿的残疾人,还有儿童。这些人也许都是从外省来的,或是家乡遭受自然灾害或遇到不幸,他们流落在异乡的街头,晚上睡在马路上,靠别人的私舍过日子……
看到这些惨象,我想了很多,但怎么也想不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竟然会和乞丐联系在一起,这话说得过去吗?每当我看到这些人,有时我会掏出自己仅有的几分零钱,轻轻放在他(她)手里,他们总是千谢万谢,可我就像躲避我的仇人似的快步离开,心里却在祈求他们的原谅:“原谅我没有更多的钱支援你们。”有时我会悄悄从他们身边溜过,不愿意看到这惨状,不愿意让自己头脑打上这烙印,更不愿意往社会主义脸上抹黑。
这些乞丐在中国的出现,说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真正做到人人有饭吃,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沦为乞丐?也许这是个别现象?
……等我学成之后,我一定要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身到四化建设中去,为广大的劳动人民服务。
(笔者今注:如今街边还有乞丐,只是很多都是假乞丐)
1981年3月14日(星期六)
深夜11点了,我躺在床上,外面突然下起了大雨,狂风呼啸,大树发出可怕的吼声,前面一栋新建的六层楼,因为门和窗没关好,被台风一刮,响起劈劈啦啦的关门声,吵得人不得安宁。
现在的天气真怪,白天热得要命,我都穿上了夏装,可夜间台风却降临了,北风呼呼。吹得蚊帐飘飘忽忽,躺在被窝里也有些凉意。我就在风雨交加时进入梦乡。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第二天早晨起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花园看看我心爱的含笑花。昨夜的一场狂风暴雨,它落下了多少呢?只见种含笑花的土地上,洒落了许多白白的花瓣。我心疼极了。这些芳香扑鼻的含笑花,被昨夜的风雨折磨,已失去了她特有的香味。无可奈何回到房里,心里还时时为那些花儿可惜。
1981年3月17日(星期二)
今天轮到我和金露做值日。
金露是个比我大两岁的回族姑娘,戴着一副近视眼镜,鼻子微微翘起,一张口就是流利标准的普通话。
今天这黑板真够难擦,英语老师在这块长长的黑板上写满了英文,一点空隙也没留,害得我擦了足足七八分钟,手都累了。
擦完黑板后,我才拿起扫把艰难地扫地。今天这地板也够难扫,几天都没人值日,地上灰尘很大,纸屑到处都是,况且还有些懒同学不知是忘记还是故意不把凳子反扣在桌上。
我急于回家,便对金露说:“谁不起凳子我们就不扫他(她)的座位!”
“那怎么行呢?”金露说出了一句出乎我意料的话。
听她这么说,我也只好打扫了。
我俩争着去倒垃圾。她说:“还是我去倒把,你家远,你先走吧。”
我说:“反正都这么晚了,早走晚走都一样,再说上次是你倒垃圾,这次再这样,我怎么过意的去?”
她听了我的话,拿着垃圾还是不肯放手,最后我只好松了手,又让她去倒垃圾了。但我还是不舍得一个人先走,于是拿着她的书包到楼下等她。
一次值日,看出一个人的风格,她不但人长得好,心也是美的。
1981年3月23日(星期一)
下午去图书馆借书,并续借现代汉语。本来按照借书手续,应该把要续借的书带回去才能办理手续,可是我今天忘了把现代汉语带回去,那位好心的图书管理员也给我办了手续。相反上个星期六我去续借时一位老的管理员原则性很强,一定要按制度办事,没带书回来就不能续借,还指了指墙上贴着的白纸黑字的“借书手续”给我看,我无言以对,只好作罢。
对前一位管理员,我真诚感谢她,因为她这样做方便了同学;对于后者,我对她的精神表示赞赏,但对她这种不顾特殊情况,一律按条条框框办事表示不满。政策也应该有灵活度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