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大学日记（连载）

当年日记本扉页的一句话：从今天开始的生活，会怎样？

我的青春谁做主？

十六、七岁开始的原始记录，四年大学记了160余万字，除了个别错别字，一字未改，堪称原汁原味。

19.文艺会“击鼓传水碗”，“形象思维”讨论现场更形象

1981年3月24日（星期二）

一阵阵撕裂人心的哭声传来，邻居一位阿姨又在打她那8岁的儿子阿春了，只听竹鞭子打到皮肉的声音，噼噼啪啪，边打还边用潮州话凶狠地骂着，阿春的哭声令人心碎，真可怜！其母太狠毒了！

阿春的亲生父亲几年前得癌症死了，不久他的母亲改嫁了，嫁给了一个地质队员。从此，幼小的阿春厄运连连，其母几乎天天晚上都打他、骂他，却没听见他的继父管一管。天下哪有这样凶狠的母亲？人们常用慈母心来比喻一个母亲的心，可是这位母亲的心，唉！

每当阿春遭毒打我的心就像针扎般难受，我为这个小生命鸣冤叫屈，希望他的母亲快快住手。

1981年3月25日（星期三）

下午，我们这些大学生开了个文艺会，简直让人回到儿童时代。

全班人围成一个圆圈坐着，我们班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背朝大家负责击鼓，盛着半碗水的白瓷盘从一个人手中飞快地传到另一个人手中（对，你猜对了，就是击鼓传花），大家都巴不得这碗水赶快从自己手中传出去，一时紧张过度，水把人的衣服都弄湿了。最倒霉的是鲁敏和林紫雯了，已经有五六次，鼓声停止时，瓷碗刚好在她们手里，整张木凳子都湿了。

鼓声停止后，那些刚巧拿着碗的同学，只好走到课室中间，在粉笔盒里拿出一张事先写好的叫XXX出节目的纸条，把这张纸条交给出节目的同学，那同学便乖乖地出去表演节目了。

在表演节目之前，不免要讲几句客套话，诸如“我没准备了，大家只好将就点了”之类。

文艺汇演就是以击鼓传水的形式进行的。这些文艺节目有诗朗诵、独唱、重唱、合唱，唱的歌曲也是人们较喜爱的，只可惜唱得好的同学只有一两个，其他人不是唱走了音，就是跑了调，或者因为起音太高，唱到中间唱不下去了，只好降低八度来唱，十分动听的歌曲经他们洋相百出的演唱，简直难听死了。

我很幸运，连一首歌也没唱，一首诗也没朗诵过，但有人比我更幸运，干脆不来了，可以在家安静地看书学习，而我却浪费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

1981年3月28日（星期六）

家门口新种了一棵白兰花树苗，这树苗长得不太茁壮，只伸出几条枝，其中一条枝还是被折断的，树苗比我矮一截。

看见这棵小树苗，我盼望它快快长大，想象等它长大后，满树开满了白兰花，阵阵幽香会随风送进我家门。吃饭时闻到它，可使人多吃点饭，仿佛要把这香味全吞进肚子里去；学习时闻到它，可使人感到轻松愉快，忘掉疲劳，也伴随着你克服学习上的困难。

记得我复习准备考大学那一年，夏天一到屋后花园的茉莉花香味沁人心脾，花香随风从窗口飘入房间，顿时我的睡意全消失了，又抖擞精神复习功课了。自己考上大学，也有花香的功劳呢，是它们伴随我度过了夏和冬天（夏有茉莉花、夜来香，冬有含笑花）。

看着这棵小树苗，回想着往事，我不禁说出声来：“小树啊，你啥时才能长大、开花？”

“这小树保证比你长得快！”小姨的话打断了我的思绪，还是努力学习，不要想入非非吧！

听说班里有些同学正在写小说，我半信半疑。没有丰富的生活经验，没有一定的创作水平，是写不成小说的（一些天才人物例外）。即使写出了小说，也只能是拙作，不可能成为一篇成功的小说。不过，作为练习练习，也未尝不可。我自己也觉得，学中文的应该多动笔才行，在不妨碍学习功课的基础上，我也准备写点小东西，搞点“自留地”。

下一步的打算：把自己小学和中学的一些片段用文学的形式记录下来，用第一人称的手法，主要写自己，也可以把别人做过的事放在自己头上，即像鲁迅说的，往往嘴在山东，脸在北京，鼻子在浙江，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这个打算看条件是否许可，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比如考试），这项工作争取在四月份完成。

1981年3月31日（星期二）

下午回校分组讨论文学概论课的形象思维问题。

教我们文学概论的年轻的曾老师参加了我们组的讨论。也许是老师在场的缘故，没有人愿意打头炮发言，尽管老师一再催促，还是无人理会。静场了许久，曾老师没趣地走开了。

老师刚一走开，我们组的组长小娅就发言了。

她说：“好，现在我先发言。”一句话，把全组人逗得哈哈大笑。

接着她说：“因为刚才老师在，而我的发言稿是照搬他的，我怕老师说我，所以不敢发言。”

又是一阵大笑！

她谈了形象思维的特征，大都跟老师讲的差不离。她发言的时候，曾老师又来了。小娅发言后，又是静场。

好一会，陈志坤和金露先后发言，之后再也没有人发言了。

曾老师见这状况，又离开我们组，却叫来了一位老教师，姓白。老教师问小娅：“你们组的同学都发过言了吧？有没有什么问题？”

小娅撒谎说：“他们都发过言了，他们觉得没什么问题。”

接着，这位白老师讲了几句话，时间已过四点半，我们的讨论结束了。

我个人意见认为，讨论形象思维的问题确实没什么意思，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肯定有形象思维，并且以形象思维为主。如果没有形象思维，作家不可能创造出一个个活生生的艺术形象，更不能发挥文艺作品的审美教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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